报载，许先生，非京籍人士，欲购房，却没有在京购房资质；裴女士，京籍人士，去年离异。经某中介公司业务员牵线搭桥，这两个陌生人见面、签协议，并在1小时内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这 次 交 易 中 ， 裴 女 士 只 需 出场4次，即可拿到3万元好处费。许先生则需要在原籍先与原配妻子离婚，与裴女士结婚再闪电离婚，以此绕过在京购房的政策限制，顺利购房。而中介能得到可观的“服务费”。

一切都是因为限购。如果不是对房屋购买资格的限制，许先生也不要离婚、结婚，反复折腾又花钱来京购房。如果不是限购，裴女士也不会与他人做“纸上夫妻”一场，当然她也不能赚到3万元好处费。中介也得不到所谓的“好处费”。这一切来得如此梦幻与后现代，先是制度性羞辱，紧接着的就是羞辱制度。那么，到底谁是赢家呢？

所谓“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该书中，他大力提倡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通俗地说，就是某种不合理的制度，让人不得不受到羞辱。

国内媒体最早使用这一概念是在2005年。那一年的下半年，华北油田出台了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新政策，其中一条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此举导致不少夫妻为了增加上岗机会，突击办理离婚手续，有时一天就有20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媒体评论纷纷认为，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给下岗职工带来的“制度性羞辱”，让他们不得已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