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将这三种现象摆在一块，并非刻意要贬彼扬此。在我看来，这些善举中的低调和高调，不一定跟道德水平高低有关，倒是跟行善者的个性和处事风格有关。恰如歌曲中的高音与低音，只要唱的是爱心主旋律，唱腔没有真正“跑调”，就都有理由存在。不能因为400好心人不留名而贬低陈光标、孙老伯的高调善举，更不能因为高调慈善占了风头，而认为“做好事不留名”已经过时。

诚然，在当今时代，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较以前确有较大滑坡，人们更多地追求功利,强调个人权利和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一下出现近400名好心人不愿留名，是一块道德高地，但无需刻意拔高、过度解读。窃以为，它与高调行善一样，都是亮丽的风景。只是说明，低调行事的风格、不喜抛头露面的个性，仍是大多数国人的特点。这是一种含蓄、不外露的国民性格，它跟美德结合在一起，尤其显得美丽动人。

行文至此，笔者看到刚刚出台的《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又想起年初出台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失主领回失物时，可以自愿按遗失物品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遗者。笔者觉得，类似的法规规定，正好针对了国人“做好事不留名”的含蓄性格特点。对于“有心为善”，聊斋中的神灵是“虽善不赏”，但人间的法规规定有赏，则更能调动人们行善的积极性。如实施推广开来，对抑恶扬善何尝不是顺水推舟！（袁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