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罚的尺度如何掌握，确实是考验立法技术的一大难题。定的罚额太低，对违法者没有触动，反会激励违法者的恣意和骄纵。定的罚额太高，又有违促进文明的本旨，还很可能在执行中滑向“执罚经济”。200元好，还是500元好，这不是纸上谈兵能够确定的。广泛的社会调查，甚至是先行的局部试点，都是保证罚额科学适当的路径。总之，罚额要定之有据，定之有理，还要行之有效。

此项立法的最难点，恐怕就是“谁来罚”。执罚权不大，执罚的难度较大；罚款额不多，罚款的阻力相对较多。全交由警察来执罚，相应的问题是：管得过来吗？若交由城管来执罚，又有另一个问题：城管的素质靠谱吗？名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只有文明执法在先，方有促进文明之效。都说深圳此次立法借鉴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做法，须知，香港和新加坡对不文明行为并非只有严厉的执罚，还有文明执法。深圳或其他城市要学，就得学全了。（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