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被几位讨薪农民工控诉的“黑心老板”、包工头赵国义（11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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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护意识弱，农民工多陷合同纠纷

韩文德承认，自己没向任何政府部门和工会等组织举报投诉过。有十多年深圳务工经验的韩文德，不是不知道找谁投诉，而是深知告不赢：白纸黑字红手印，自己确认过工钱已经结清。要想拿到钱，只能靠闹。

赵国义和韩文德觉得，以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去“闹”，最容易吓住企业乖乖出钱，最容易引起政府重视、严厉查处。

赵国义说，自己是通过层层转包后拿到红岭大厦装修工程的。“廖丹青以深圳圳通公司的名义拿到装修工程，转包给郑国庆，郑国庆又找到我合作完成。”赵国义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廖丹青与郑国庆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上面写着“廖丹青将按福田区审计局最终审定的决算价提留５０％”。从这份“合同”看，廖丹青什么都不用干，这样一倒手，就拿走工程款的５０％，其暴利不禁叫人倒吸一口凉气。

但廖丹青不容置疑地说：“赵国义这份合同是伪造的，我从没签过！让他拿合同原件出来。”

赵国义说，“合同”是廖丹青和郑国庆所签，自己当然拿不出原件，“但见过合同原件”。

郑国庆拒绝接受采访。

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海波坚决否认了工程存在转包。他说，项目所有管理人员均为公司职工，工程的周转资金、施工材料及人员工资全部由圳通公司支付。

这一点，从韩文德的说法里得到旁证：韩文德虽是赵国义介绍来的，但所有钱款，韩文德都是直接与圳通公司结算的。

此间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表示，“裸体讨薪”当事双方与其说是劳资欠薪纠纷，不如说是合同纠纷更确切。它反映了新形势下劳资纠纷的一种新趋势：农民工一方，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往往轻信资方的口头约定。而知书懂法的企业一方，利用农民工的无知和弱势地位，一方面与农民工作种种口头约定，一方面在关键环节通过文字凭据，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韩文德们遇到纠纷，在讲究证据的法律面前，必定处于不利地位，只能“剑走偏锋”，以非常规手段，借助社会关注、舆论压力来增加自己的维权筹码。

《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不跟工人劳动合同要处罚，极大的促进了劳动权益保护。但是否跟韩文德这样的“农民施工队”签订劳务合同，目前，无论是法律还是实际监管，都处于真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