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棒棒”有点异———每天早上起床后不忙着做“活路”，而是清理棚户区的大小便、垃圾

返乡务农几年后，1987年，黄和平告别妻子和5岁的儿子，只身来到山城重庆。

在中国经济社会飞速转型期，黄和平与无数农民工一样，勤劳、淳朴，远离故土，试图通过双手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黄和平最期望能够攒下一笔钱给儿子读书，他不想儿子像他，“吃了没文化的亏”。

走进重庆城，黄和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感———顺山势鳞次栉比的房屋，爬坡上坎纵横交错的巷子，还有人流如织的大码头，时尚现代的广场和百货商店……比悦来镇、河清县不知要大上多少倍。

黄和平和他的兄弟们，以第一代“山城棒棒军”的名义，收录进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他把“新家”安在了下半城的花街子。

8名“棒棒”齐整整睡一间大通铺，每晚房钱5毛，一个月算30天，一共15元。

“新家”在面江的坡上，墙壁是用楠竹扎起来的，外面搭上旧的蔑席子；床是破了洞的凉板，随便把铺盖往上一扔，就能睡人。

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棒棒军”们的真实生活写照。“黄羊倌”顺理成章变成了“黄棒棒”———他们原本的名字，轻易被现代文明忽略了。

在同屋的弟兄们眼中，“黄棒棒”绝对是个值得交朋友的“异类”。

每天早上，“黄棒棒”总是第一个起床，但又不做“活路”，而是把棚户区附近棒棒们夜里乱屙的大小便、乱扔的垃圾清理了。

“五娃子(黄和平在家里排行第五)，每个月都交了清洁费的，你还扫啥子嘛，干啥子不早点到菜市场逛业务，多找几个钱？”一个屋檐下的弟兄们实在搞不懂，这个“棒棒”一年到头把附近的清洁都免费承包了，是不是脑壳有点问题？

还有让大伙儿更想不通的———“棒棒”们都是先讲好力钱，然后才下力做事。可“黄棒棒”做活路从来都不说价，让客人自己给，给多少算多少。在花街子菜市场帮老人家拿米、提菜，“黄棒棒”还经常不要钱。

“有时候担几十斤，爬十八梯走到较场口，将近40℃的天气，底裤都湿透了，老板只给1块钱，也是常事。”黄和平说，之所以不去说价，是觉得做点举手之劳的事，斤斤计较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