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社会捐赠100元，受益者能拿到100元吗？

全额送达，这是理想状态。现实中，社会善款到达需要援助者的手中，需要慈善组织做大量的工作，项目运作与管理都需要成本。因而，法律规定，管理费用可从善款中提取，但比例不得超过10%。

日前，有位叫曹德旺的著名捐赠者提出了一个更苛刻的比例：3%。一场争论随即展开……

3%的上限苛刻了吗？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拿出2亿元到西南五省区市扶贫。他与作为项目执行方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立了一个规矩：管理费用只能提取3%。这是个相当苛刻的数字。日前，项目执行情况反馈传来：3%管理费也能完成项目。经第三方机构评估，半年间，西南五省区市92150户受灾农户每户足额收到2000元的资助善款。

能完成，不意味着没争议。在项目总结会上，围绕3%这个限定，一场辩论展开。

正方是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他在评估项目时指出，3%的管理费界定过于严格。

他认为，鉴于目前公益组织的执行力偏弱，若这样的指标被效仿，反而不利于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不利于吸引人才加入公益领域。

反方自然是曹德旺。他更希望尽可能减少善款的“走漏”，尽可能地让钱都用到被援助者身上。他说，“我计算过，这个费用大概可以运作项目。我就是要这么要求，我出3%的管理费，你有本事来拿吗？有本事就拿，没本事就不拿嘛。”

而在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看来，一个是站在公益力量壮大的立场上，一个是站在善款使用效率的立场上，本质没有矛盾。“企业家算他的账，基金会也要算账。”他说，由于扶贫基金会自己做项目花费基本在4%左右，所以才有底气接项目。“但是我愿意收10%。10%和4%之间省下来的钱可以壮大基金会的力量啊。”

如何防止善款被挪用？

除了担忧浪费，曹德旺还有一个担忧：善款到基层会不会被挪用？

他的顾虑是有前车之鉴的，因为有些地方会挪用善款搞集中建设、或者因为农户在信用社有欠款而直接抵扣等。

于是，他跟基金会签了一个严格的合同：如果误差率(不该得的人得了)超过1%，扶贫基金会要给他赔30倍。为了让项目运作透明，他还用了不少“手段”：成立独立监督委员会对项目执行进行监管，在项目中期还引进了媒体进行监督。

曹德旺说，“如果没有这个合同，善款到了基层，很有可能被挪用。这个合同就是扶贫基金会的‘挡箭牌’”。

配合曹德旺的监督，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各项目省、项目县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规定了各自角色、权利和义务。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就互相监督地绑在了一块儿。

基金会和政府怎样“处关系”？

执行过程中，基金会的角色和政府的角色应该怎样摆？

云南省施甸县扶贫办工作人员郭绍建说，如果基金会没有基层政府的帮助，自己到农村开展工作非常困难。首先，老百姓不会相信陌生的外来人，进驻开展工作不方便；其次，执行成本会很大，农户的具体信息只有地方政府最熟悉。

基金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使得执行上的“腿”得到了延伸。曹德旺则比喻说，这就好像一台戏，不同的人有不同角色，缺了谁也不好看。

业内专家指出，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配合消化了基金会运作的行政成本，才使得3%的管理费维持了项目运行。

说起该项目的启示，康晓光认为，该项目实践的政府、民间组织、捐赠方合作的模式也许会成为中国公益的主流模式，特别是在扶贫济困领域。通常情况下，政府更多扮演的是购买服务的角色，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帮助把扶贫善款发下去；而在此项目执行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更多是执行，而基金会的角色是监督。同时加入监督队伍的还有捐赠方、公众与媒体以及独立第三方。

何道峰指出，中国公益事业需要企业捐款，更需要企业问责。问责和响应问责是捐赠企业和公益组织携手合作、创造共赢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