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简单有其好处。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的用途是抑制人类本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们总带有某些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制度要有效率，就应该简单、确切、抽象、开放和适度稳定。而刑法本身的功能也是，威慑、减少犯罪,惩罚犯罪分子。因此，一旦《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任何醉驾都会入刑。这样，所有喝多酒想摸方向盘的人，必须先想一想，自己是否会摸上手铐，从此变成了一个罪犯。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一旦成为罪犯后，即使刑满释放，以后找工作时必须向潜在雇主说明自己的前科。这种惩罚，以及带来的羞辱，不止是醉驾者本身承担，同时也会给其妻儿造成莫大的痛苦。因此，此法一生效，任何酒后要摸方向盘的人，必须三思。

然而，笔者认为，太猛的药代价太高，效果未必最佳！首先，如果一醉驾就入刑，关入牢房的人会大量增多，国家为这些人支付的代价较高，每个关入牢房的人，都要消耗纳税人支付的大量金钱。第二，一醉驾就入刑，必然导致有的醉驾的人选择夺路而逃，甚至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第三，对初次醉驾或其他情节较轻的人，刑罚过重。其实可以用现行的行政处罚来解决。罪罚或许不相适应。刑法上所谓罚当其罪，总归有一些例外，一刀切容易导致误伤、过度诊疗。

笔者认为，还是回到草案一审稿，必须情节恶劣的，才能构成犯罪，这样比较合适。在此刑法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司法解释，界定什么样的醉驾才属于情节恶劣。由于已经存在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构成犯罪的最低条件是重伤一人、同时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因此，最高法院、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可依据醉驾的次数、血液中酒精含量等容易确定的项目作为情节恶劣的标准，不必再要求造成伤害后果才能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