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考虑受害人“谅解权”，将赔偿因素作为量刑减刑的重要依据，其弊至少有三：其一，示范效应的负面。某种程度上等于变相纵然富人犯罪，以可承受的成本欺压伤害穷人(只有穷人才接受这样的赔偿)。其二，司法不公。几百万赔偿对于类似开发商这样的大款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穷人“买不来”，就只能“等死”了。同样犯罪，命运由财富决定，何谈司法公平与公正？其三，给司法腐败预留了极大的空间。赔偿减刑或免死并非绝对条款，而必须加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素；如是，有些问题就是说不清的。

笔者以为，立法思维也好，司法实践也好，法律公平与公正的关键点更应该放大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层面上，使之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或公正诉求；而过于强调特定受害人的“谅解权”，不符合社会公正诉求与多数人的利益。（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