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胡觉照的“自我了断”之招，已无新意。2006年8月，打假斗士方舟子与“哲学乌鸦”黎鸣之间关于“四色猜想”的那场论争，几个回合下来，黎鸣就选择了极具绅士风度的一招——生死对决。黎鸣说，“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败，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那场想象中极富悲壮色彩的文明对决，尽管有不少人起哄，毕竟没有在现实中上演。

而近期知识界在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时，有人又希望汪晖能出来“自我了断”。由于发言者的智慧，人们没能判断出，汪晖是该因为不符合一个教授的资格而引咎离开清华呢，还是该拿出壮士的勇气，对自己的身体痛下处罚。

学术之争的原则问题被一再推到风口浪尖，实在是学术与学术精神的不幸。虽然，胡觉照先生的“自我了断”，比黎鸣先生的“文明自杀”，要多为对方着想了一点（无论怎样，刘庆柱先生不需要自我了断），但没有要挟对方，不等于没有从道义上暗示对方。“所有的自杀都是他杀”，一旦胡觉照先生被自己的慷慨之言所害，有尊崇地位的刘庆柱先生恐怕“难以独活”，至少要长期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

当然，安阳“曹操墓”涉嫌造假的事实果真成立，利益驱动下的惊天骗局，就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经济问题，还会演化成一个法律问题，甚至放大为政治问题。有良知者忧急系之，可以理解。但是，“学术的归学术，法律的归法律”。在目前阶段，“挺曹派”与“反曹派”之间的互动，还是秉持平等、理性、真诚、宽容的态度为好。因为证据的明暗，人心的向背，大概不会因狠话乃至极端之举而发生匪夷所思的逆转。

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墓真伪之争的娱乐化取向，也是要不得的。绕过公众对于真相的追问，善意的急躁也好，恶意的忽悠也罢，不尊重历史的自证力量，不尊重时间的公平逻辑，不尊重科学精神与文明价值，一切恶搞，都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