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刑法》规定了报复陷害罪、打击报复证人罪，以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但其立案门槛过高、刑罚太轻，不足以震慑违法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报复陷害罪”的立案标准是：导致举报人或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如果没达到举报人被报复得自杀的“标准”，司法机关就几乎无法启动刑事追究机制；且即使打击报复造成举报人自杀，该罪的最高刑期也只有七年。可见在现行制度下，司法机关难以有效保护“战友”——— 举报人。

至于“隐性”的打击报复行为，诸如被举报人利用单位的行政职权，对举报人在职务职级晋升、工资福利待遇调整、工作岗位变动上设障，目前更是缺乏有效的针对措施。其实，对此并非真的无能为力，比如美国专门设立了“文官制度保护委员会”，遭打击报复的个人可直接上诉至该委员会组织听证会，并做出包括降级、开除公职、或处罚金的最终裁决。

事实上，在保护举报人方面，有很多成熟的国外制度可借鉴，以弥补我们立法领域的明显缺陷和疏漏。关键就在于 ，是不是真愿意保护“ 战友”。只要制度健全、执行有力，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就不存在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