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烟草企业、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舍弃烟草利润，公共场所禁烟令恐怕难以真正落地。有全国政协委员透露：烟草专卖局专门发了文件，给生产低价烟的企业发补贴，目的就是要吸引那些买不起烟的人也都沾上烟瘾。如果有关部门大力扶持烟草，政府禁烟令显然要遭遇严峻挑战。

再者，公民禁烟意识短期很难改变。“互敬香烟”已成为社会交往的一种习惯，要改变这种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这也是公共场所完全禁烟的一个大麻烦。要提升公民禁烟意识，必须要发起一场全民运动，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影视、教育等多个领域要齐抓共管，但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变革迹象。

尤其是，政府机关能否做到完全禁烟还需要观察，政府官员能否自我约束或者进行有效监督更是一个问号。例如，周久耕的“天价烟”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官员开会现场有香烟，二是政府机关有专门的招待烟。如果我们在很多时候连权力都约束不了，要想约束政府招待烟、官员在公共场所吸烟更是妄想。

在我看来，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的责任，不仅关乎国家形象，更关乎公民生命健康。目前，紧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地方法规，难以起到禁烟效果。有关方面有必要早日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规，一方面提高禁烟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不让法规出现漏洞，另外，还有利于强化执法。

据相关报道，不少国家已有反烟草法律，比如，西班牙就出台了以控烟为目的的《新烟草法》；欧盟曾警告德国说，他们需要按照欧盟的指导方针加紧制定反烟草法律，否则将受到欧洲法院的法律制裁。而我们连公共场所禁烟的国家法令都没有，更别说出台反烟草法律了。

我以为，各地公共场所禁烟成效表明，禁烟如果没有国家行动，没有专门的国家法令，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我们要意识到，公共场所完全禁烟需要国家法令来“鞭打”，对禁烟不力的地方政府要问责，对烟草在政府财政扮演的角色要改变，提高公民禁烟意识更需要国家意志。（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