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7时20分左右，正逢孩子上学时间，南平实验小学门口，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连续砍向13名小学生。受伤孩子目前正在南平中医院和市立医院抢救。目前行凶者已被警方拘捕。据悉，凶手原是一名社区诊所医生，疑似精神病患者。（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3、4版）

如果，我们仅把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前的这一幕惨剧，归咎为一起突发校园公共安全事件，未免过于简单了。纵观这起惨剧始末，有一些发人深省的细节值得探究和反思。经调查，凶手郑民生原是一名社区医院医生。他起床时曾说“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并认为成年人不好杀，从而把目光锁定在孩子身上。

众所周知，精神病患者的亲属是其法定监护人，承担着对其行为的监护之责。既然，郑民生已经对家人透露出行凶作恶的不良动机，其亲属为什么对其作案企图不加以警觉和防范呢？从社会层面来说，凶手郑民生是在去年6月因患精神病而辞职的。也就是说，郑民生患精神病是一个为一定范围内公众所知悉的事实，那么，从社区到当地民政、公安等职能部门，何以对其相对于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疏于管理呢？

这么说，似乎有些“事后诸葛亮”。但实际上，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关注并非自今日始，《刑法》中就针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前置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如首先由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出面进行强制治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