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主张，不是反对少数专家关起门来钻故纸堆研究学问。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一把火烧掉，总要有人研究，研究得好，研究得深，也是有意义的，也受人尊重，如马一浮。在一个多元化的自由社会里，也应该允许公民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刘梦溪先生酷爱六艺，这是很雅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不能将自己的爱好全民化。比如你喜欢吃红烧肉，这是你的自由，你不能要求全国人民的饭桌上天天只有一碗红烧肉。刘梦溪先生恰恰在将个人爱好推广给全社会。他说几年前就发表文章主张在小学设国学一科，内容以《论语》和《孟子》的选注为主，“搭建通向六艺即六经的桥梁”。这种主张如果得以实行，恐怕不是中华民族之福。

中华民族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打破国界的，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有用的文化元素的杂交型文化。这是指制度和价值观层面上的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应该有利于器物层面上的文化，即生产力的大发展，快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与每一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也与中华文化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弘扬密切相关。这里有两层意思。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方面，兼收并蓄的杂交文化往往表现出更加强大的活力，而近亲繁殖的文化，也就是新儒家们所爱不释手的纯而又纯的传统文化如六经之类，则往往缺乏生命力，最后只能导致民族的式微，明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六经这根苗上生发出来的庞大无比的理论体系，两千多年来其著作堆山塞海，汗牛充栋，并没有挡住中华民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由于民族的羸弱，自1840年以来，我们的祖宗不知道有多少人吃尽了苦头甚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会赞成现代儒家们的主张吗？所以，我明确反对独尊儒术的小国学，而拥护大国学的主张。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同时，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说明我们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