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平等意识，儒学在这方面比较落后。儒学不提倡人人平等，而是强调等级差别，强调承认差别，尊重差别，“礼”就起着规范各等级行为的作用。儒学的“仁”也不是泛爱，不是兼爱，而是“爱有差等”的，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所谓“亲亲”。饱读诗书的施蛰存先生晚年发表文章，说终于明白儒学的核心是仁和义，“仁”是要求统治者善待百姓，“义”是要求百姓听君主的话，如此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他是这样说的：“孔子也创立了一个主义，叫做中庸主义。中庸主义有两块王牌：一曰仁，二曰义。仁是对统治阶级说的。他劝告统治阶级多施仁政，不要使人民控诉‘苛政猛于虎’。人民只要有一口苦饭吃，有工作做，养生送死，没有多大困难，他们自然就不会怨气冲天，起来闹暴乱了。义是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用的。他劝喻人民在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即使有些愤怒不平要发泄，也可以发泄一下，不过要‘发而皆中节’。这就是说，人民的怨恨不能升级而成为暴乱，成为革命、造反。所以汉儒解释说： “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人，就是人道主义；宜，就是安分守己，不为过甚。越过了这一个宜的限度，就是犯上作乱，大不宜了。”我相信这位老先生的分析。这样的学说是否适应现代社会呢？恐怕不行。老板再好，总不如自己做老板吧？现在人们热烈赞美民本主义这个传统文化。民本主义比不顾百姓死活当然要好得多，可是无法与民主主义相比。现代社会需要现代文化。所谓现代文化，人人平等应该是一个重要内容。没有平等，就谈不上自由思想，也谈不上民主。我常常想，“文革”的灾难，现在看来太荒唐，可当年几乎是人人认真的，而且是异乎寻常地认真。不能全部归罪于“四人帮”，也不能全部归罪于毛泽东，千千万万近乎狂热的人民就没有一点责任？传统文化就没有一点责任？倘若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人都能独立思考，有独立表达的机制，事情会发展到如此狂暴的地步吗？还有当今的腐败，如果人人都有平等意识，对于各级领导不是像宠物猫一样驯服温顺，腐败分子有这么大胆量吗？“一把手”能实行“一言堂”吗？用钱能“一枝笔”吗？不在一个等级上，哪里敢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乡政府的科级干部，甚至一个村委会主任，在群众面前就像皇帝一样气派，一付君临天下的气概。周围的人也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他们转，胁肩谄笑，吹喇叭抬轿子，鞍前马后，唯恐落后。一旦他们出事了，或者退居二线了，或者退休了，人们的脸立刻就变了，非常之快，他们又急急忙忙地去捧新星了。有时候，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太没有架子，不说官话，下级就会不尊重他，官场油子会一撇嘴说：“这人根本就没有那个素质”。在他们看来，“官者，治人者也”，当官就要有个当官的样儿。最近在报纸上读到作家王跃文的文章，说当领导光临的时候，别人都站起来，他没有，最后也迟迟疑疑地站了起来，觉得特别尴尬。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分流”了。我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曲礼》明明说了，当长者、官员和家里死了人的人在前面走过，必须站起来，等这三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人走过之后才能坐下，反之，若从他们面前走过，必须低着头急步走过，以示尊重。对其它两类人是应该的，为什么对当官的也要这样呢？他是他娘怀孕24个月生的？但儒家在维护等级制和等级观念方面就是这么规定的，而且规定得何等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