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造一种能为民族崛起提供精神支撑作用的新文化，是一个目前还模糊不清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明晰的文化战略，许多行为都是盲目的。这么多人在弘扬国学，却少有人指出如何对待其中的糟粕。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应该是弘扬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古代文化，不管它属于哪门哪派。季羡林先生晚年提出大国学的概念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刘梦溪先生对此不屑一顾。他连“中国学”都反对，只偏爱“小国学”。他十分赞赏马一浮的主张，认为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据他说六艺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刘先生看来是现代的董仲舒，在那里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退休以后，我读了一些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只是一个门外汉透过窗户往里窥视，多少弥补一点自己知识的不足部分罢了。但外行有时候可能有外行的优势，就是“旁观者清”。

我总的印象，儒学是强调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主张修身，谁要想服务于社会就必须首先修身，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的很多理论和论说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一直到后来与禅宗合流，专门在“心”上下功夫。这对于提高人的道德素养有一定好处，但不能单枪匹马地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现代人类学确信，人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天使一个魔鬼，一个人性一个动物性，而不是如孟子所说只有一个良知。光靠发掘“良知良能”和“明心见性”一类“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心理调节不可能除掉人的，特别是当权者头脑里的魔鬼或动物性，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没有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是历朝历代官员腐败的根源，许多贪官是伪道学，说一套，做一套，居然如鱼得水。不以“修身为本”的帝王比比皆是，百姓奈何不了他们。西方人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教育不是万能的，所以他们提出了契约论。他们认为，国家是全体公民的，不是一家的私产，人民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国家的当政者，好比董事们将管理权交给总经理。但当政者不能为所欲为，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你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罢免你，另找别人，就好比董事会决定另找总经理一样。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基督教仍然受到尊重，提倡“爱人如己”之类，所以他们比较注意尊重他人的利益和尊严，慈善事业也比较发达。教育和制度两相配合，他们的社会就比较有秩序，人也比较守规矩，作奸犯科的事情也常有，但不那么普遍，出现了也能比较快地发现和处理，没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西方比儒家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