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质疑，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首次上网直播；

回应期待，卫生部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

引入监督，云南省审计厅公示100个今年专项审计备选项目，公众关心什么，就重点审计什么；

对话磋商，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宣布暂停，“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

2009年，被称作“民意之年”。民意表达如同湍急的河流，冲刷着众多公共事件。摩擦着的互动，争论着的博弈，推动人们走向共识，也推动时代的前行。

马克思说得好，“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包容来自方方面面的意见，甚至开始习惯“众声喧哗”。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满足和维护这些基本权利，成为各级政府行政的基本规则。民意的充分表达，凸显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在相对自由的表达中培育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它们的健康生长，是中国社会的活力之源、动力之源。

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民意的觉醒，到“华南虎事件”中“挺虎”与“打虎”的对决，再到“番禺事件”中民众的表现，人们看到民意表达的自我调整和逐渐成熟。以“番禺事件”为例，将范围放大，广州市多数人并不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只是不同意在其住址附近建，甚至有人忧虑：焚烧无法实行，广州或将面临“垃圾围城”。很多人由此意识到，在一个利益多元的复杂社会，不同主体处在利益结构中不同位置，必然产生不同的诉求，甚至会有“民意分裂”。一个成熟的社会公民，应从个体民意、集体民意和整体民意多个维度，认识相关利益诉求的合理性，寻求既维护个体表达的权利、又捍卫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解决路径。

这确实是一种可贵的成长。“通钢事件”中，“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激愤”跟帖，并未能引起广泛共鸣，更多的“网络公民”把目光投向国企改制的协调性，寻求理性、建设性的答案。人们开始思考，“极端化”的民意表达，是否有利于事情的解决以及利益的维护？“开胸验肺”、“断指求证”，每一个案，都有难言的悲愤与绝望。但如果极端化成为常态，是否会让正常的民意表达失效？有人大、政协的“代言”，有媒体的监督，有法制的护卫，在多渠道共存的民意表达环境中，或许也应如康德所说：“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

当然，推动矛盾的解决，凝聚社会共识，说到底，还需要民意表达与公共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民意表达，不仅是激情呼吁，更要有合理性、建设性和可行性。而公共权力则应有更大的宽容和智慧，不因表达的方式而忽视其中合理的内核，不视从善如流为软弱的退让，不以权力的傲慢阻塞言路的通畅。

2009，民意表达转入宽阔的河道。2010，我们期待，期待更加开放通畅的意见渠道，期待公民群体更负责任的公共参与，期待表达与反馈的良性互动。

民意表达的健康生长，也是一个社会的成长。（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