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对于那些孩子即将上学的家长来说，他们更多了一份担忧：“小班、中班不用教材，还能理解，可是到了‘幼小衔接’的阶段，不用教材的话，孩子怎么能升入小学？”

　　对此，安徽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园长袁老师表示，“幼小衔接”主要是感受为主，可以带孩子们去感受小学的生活，带他

　　家长的急切心态带火了形形色色的课外辅导班，很多孩子从幼儿园的大门刚接出来，又被送进了另一扇小门。记者拨打了一家位于合肥市长江西路的早教机构的电话，工作人员强烈推荐了“蒙氏数学”，并且说：“上的孩子非常多，现在已经有5个班了。”

　　“水涨船高，小学入学门槛变高了，孩子不紧张点能行吗？应当理解家长的苦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办园园长说，“禁书，哪能完全禁得了？将来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家长也会怪我们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幼教专家表示：“现在吃幼教饭的人太多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管得了这边，不一定管得了那边，你能禁得了幼儿园里的教材，但是能保证家长不去书店买吗，你又能管得住辅导班不用教材吗？”

　　没有书了 老师工作量加大了

　　虽说教师还能使用适量的参考用书，但是孩子们手上没有了一张纸，面对突然增大的备课量，有些老师不免有了怨言。在铜陵刚刚召开的安徽省园长论坛上，不少园长带来了教学一线的声音，不过一位与会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刚工作那会，哪有什么教材，还不是老师们自己动手做卡片、做教具，不也照样能教得好吗？我们现在只是回归了。”

　　这的确是一种回归，回归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精神。

　　提起禁书，安徽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袁老师一脸平静。“禁书”之前，她所在的这所幼儿园就不完全依赖教材，老师在备课的时候经常准备补充教具。她认为，教材停用未必是坏事，停用之后，老师的动手能力又恢复了，思维上也有了锻炼。

　　记者在这家幼儿园目睹了一场角色游戏，在分别挂着“理发店”和“医院”牌子的拐角，放着各种相关的道具，一位老师拿着一个听诊器告诉一个大班孩子它的作用，接下来用一把小锤子演示人体膝盖的条件反射。“这样的教学，难道还非得要使用教材吗？”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吴玲教授表示，没有了教材之后，老师的惰性会得到遏制。

　　不过与惰性作战，每个人都不会觉得轻松。在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85后”的韩老师说，劳动量明显增大了。“一开始有点不适应，可是也过来了，后来想想也没那么可怕。”她所在班级有37个孩子，如果为每个孩子准备一副教具，哪怕仅仅是一幅供填色的图画，也要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

　　吴玲教授说：“没有了教材之后，好教师与差教师的差距一目了然。教师的主动性更大了，好教师的作用更明显了。”

　　没有书了出版社的奶酪被动了

　　教材销售大战打响之际，这纸禁书令的到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它在客观上触动了多方的利益诉求点，原有的分配格局不免重新洗牌。

　　安徽少儿出版社负责小学教材的洪主任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教育主管部门有自己“禁书”的理由，但这是敏感时候，她不方便说话。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她只回答：“少儿出版社的教材是2002年秋季进入全省幼儿园的。”但是，有不少幼儿园的园长向记者反映，这次少儿出版社受到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出版的是全省统编教材，曾经占据了幼儿教材市场的大半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