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模仿、借鉴、创新之间本身就有着微妙的联系，看“低成本的模仿”就更得辩证。模仿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就个人而言，从出生到成年，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模仿同类的过程，在模仿与学习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就国家而言，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不少国家都是在模仿其他国家先进器物、制度乃至观念的基础上借鉴、创新并发展，有些国家甚至在模仿上不择手段。模仿的形态是多样的，模仿得好了就是借鉴，并会发展为创新与超越；模仿得糟了只能是复制、剽窃和侵权。模仿的成本还有高低之分，一般而言，稍微明智些的人都愿意选择低成本“模仿”。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山寨文化”之模仿比较五花八门，可谓多种形态并存，虽缺少独创与超越，但也没有太多的剽窃和抄袭。

    “山寨”中有没有创新，创新的成分到底有多少？《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山寨”是“以低成本模仿主流品牌并在功能上加以创新的新的现象”。香港记者闾丘露薇说的很辩证：“看看山寨手机，有些就是仿冒，如果真的侵权，可以走法律途径……至于有些，则颇有创意，甚至是技术创新。”她不仅看到了我们“山寨”中模仿的两种不同形态，还提出了对侵权行为的解决路径，而我想补充的是对技术创新是要努力保护的，只要有创新，即使还处在萌芽甚至种子状态，也需要呵护，这年头，有点创新多难呀！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媒介呈现在大众视线中的“山寨文化”还有相当的泛化和泡沫化成分。在大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用“山寨”去命名和“山寨”词语使用这两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做大了“山寨文化”的声势。日益大众化的传媒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互联网已成长为能够传播、影响甚至制造、放大文化的重要媒介。不过，从网络语言、媒介文化的角度看，作为一种流行语，“山寨”一词也具有一定的易逝性，一旦网民再度青睐于其他新奇语言时，“山寨”就不再流行，即使真正的山寨现象并不曾消逝。因此，仅从表象来看，“山寨”从一种科技产品迅速蔓延至诸多社会领域成为大众视野中的新文化，发展态势咄咄逼人，然而究其本身，在“山寨文化”之“实”的背面却是“虚”的成分，在实际影响方面可能还是“虚”过于“实”。

    无论“虚”还是“实”，“山寨文化”尚未定型，还处于发展、过渡乃至形塑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诸多“新”文化的你来我往中，大众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甄别是不可忽略的标尺。技术革命驱动下的大众追新求异的社会心理，往往决定着新文化的飙升乃至式微。此外，处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媒介等多重张力之中，“山寨文化”在发展中仍具有相当的可塑性。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人们对于“新”这个字眼再熟悉不过了。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催生了诸多新观念、新思想、新制度、新方法、新器物，接踵而至的新异事物不仅令人眼花缭乱，在不断冲击着固有的文化格局，构筑着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景观。当然，并不是一切蒙上“新”面纱出现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是合理的，更不能认同“我新我有理，我新我怕谁”的后现代文化逻辑。审视“山寨文化”等新文化现象一定层面的肤浅与浮躁，需努力反思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检讨某些地域的问题。然而，毕竟大的文化生态使然，“新”是一种常态，“我新故我来”，所以对于“山寨文化”的出现，实在是不足为奇。

    “山寨”能够走多远，走成什么样，走向何方，对“山寨文化”不妨放眼量！（刘瑞生）

责编：林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