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行为的本质是侵权、假冒，是对知识产权的无视。警惕一个早已在国人意识存在的“山寨”式思维，不要真的发展成一种“文化”，这应该是内地文化界所有有识者刻不容缓的使命。

    “山寨”症候群

    “山寨”是最近新造出来的词。据说源出于广东，也可写作“山砦”。最初是被用来借指“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说白了，就是对某些知名品牌所进行的低成本仿冒），后来又有热心的知道分子，将该词的辐射面无限扩大，用来泛指盗版、克隆、仿制等类似行为，进而造出“山寨文化”的说法，来对应和涵盖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模仿现象。凡此类推，现在大家谈起“超女”、“快男”等模仿秀冠军，可统称“山寨明星”；谈仿冒手机，可叫“山寨机”；而像“芙蓉姐姐”、郭敬明这类网站或出版商包装出来的人士，也可称“山寨名人”。

    在网上看到一个“山寨产品大全”，图文并茂，应有尽有：方便面从“康师傅”发展出了“康帅博”；“雕”牌洗衣粉成了“周佳”牌；PUMA运动衣成了PAMA，连原品牌上的豹子标志都改烫了卷发；其它如“三粮液”、《哈里·波特与大漏斗》、“雪霸”（仿冒雪碧）、“啃他鸡”快餐（还就开在“肯德基”边上）、“粤利粤”饼干（显然是冲着近年猛打广告的“奥利奥”来的）……“大全”下留有网友感言——“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人们的脑子太牛了！”

    留言网友感慨的对象还是“小器”了些，更“牛”的事，其实还多得是——比如最近媒体披露的某网民已成功融资近百万、据说已经进入到实质操作阶段的“山寨春晚”；比如那位几个月前就已凭玉照走俏博客、搞怪直追“芙蓉姐姐”（忧郁的表情，魅惑的姿态，夸张的打扮，照片上的脸大多都从45度角摆姿）的“山寨圣女”……在娱乐、媒体与市场已日渐难分彼此的年代，是很难给人们的想象与行动能力，框定一个鲜明的界限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可能比简单地框定界限更值得大家深究——在我们的身边，到底有没有一个以“盗版、克隆、仿制”为主要“技术特征”的“山寨文化”？如果有，它的内涵和本质是什么？它又对业已成为“传统”的那些流行文化（甚至精英文化）做出了怎样的丰富与消解？

    “山寨思维”源远流长

    仅仅依据一两份能引发读者黑色幽默的“山寨产品大全”，就判定“山寨”行为已经催生和构成了一种“文化”，当然是一个草率举动。“山寨”行为的本质是侵权、假冒，是对知识产权的无视。模仿、拷贝、复制、盗版、克隆、仿冒、山寨……这些在过往几十年间“递进”的称谓背后，包藏的本是同一种行为，但细察它们在人们嘴里的变迁：前三个里有落伍者的追赶心情，中间三个则多了牟利的急切，后一个则分明有了某种程度的“处之泰然”和“理直气壮”。当这种“处之泰然”和“理直气壮”一经媒体和娱乐项目放大，成为人们思维中见怪不怪的一环时，它对文化和原创精神的威胁才刚刚开始。

    “山寨思维”在人们大脑中的滋生，远要比“山寨”这个词的出现早得多。早在被今天一些文化人们竭力神化的“1980年代”，我们今天的许多流行歌巨星，在他（她）们青涩期的录音棚里都干过同一件事——“扒带子”（把欧美原创歌曲的旋律配上本土词作，进行翻唱）；到1990年代，“四大天王”里的张学友以及与他同时期的许多歌手，诸多名歌里有太多是取自日韩；到2001年，因相对持久而有效的坚持，已成为内地摇滚最重要唱作人的郑钧，在其原创专辑《郑钧=zj》中，赫然收录了“扒”自英伦摇滚乐队Coldplay（酷玩乐队，1998年出道，比郑钧出道要晚得多）的《流星》（原歌名《YELLOW》）……这里列举的还是大家日常记忆中最易做出反应的流行歌领域，至于一贯爱进行创意移植、共享，甚至不断因此引发官司的影视界，类似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如果说流行歌和影视界的“拿来”或“山寨”做法，很大程度上有其行业特有的游戏规则可用作分辩的依据，那么从出版业1980年代大量出现的“全庸著”、“古尤著”武侠小说，到后来的女“王朔”，再到“80后”商业写手不断通过媒体曝出剽窃事件，则实在找不出什么“业内”的规则和理由。有趣的是，今天“见多识广”的人们提及这些，已很少有气力去声讨它们了，不少人更愿意把自己放低到周星驰电影观众的位置，去欣赏这些现实的荒诞。而更早的时候，他们并不敢这样的。倒退回遥远的1950年代，前程远大的青年作家王蒙会拍着胸脯力挺干过剽窃的商业写手进“组织”么？那么，这些年、现在，在国民的精神世界，在人们对创造力价值的理解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