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敢于担当，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因素，也是党胜利前进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应大力倡导。

遵义会议前后，面对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处境极其艰难，危在旦夕。当时，唯有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生机。但是，当时作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而是依然延续教条主义的领导。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没有回避和退缩，而是敢于担当，毅然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红军攻克遵义后，他们又奋起挽救危局，不仅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而且在会上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指挥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和及时纠正，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当时，博古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李德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其他与会者不顾个人得失，对他们的错误毫不留情，提出尖锐的批评。这的确承担着很大风险，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气魄。事实证明，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对于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利于及时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从而保证党的领导方向的正确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党内一些人缺乏担当精神。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甘愿做“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喜欢“和稀泥”。对于工作中的问题或错误思想苗头，他们不是去直面应对、及时解决，而是明哲保身，极力回避，以至贻害无穷。对此，我们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必须要“敢于担当”，把“敢于担当”作为好干部的五个条件之一，认为“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倡导“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执政理念。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其目的就是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在工作实践中，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目前，“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尤其要倡导敢于担当精神，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