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我与史铁生，相识得比较早，交往也比较多。“文革”后期，他从北京到延川下乡插队，我在黄陵本地回乡务农，同属于延安地区的知青一代，因此感觉上有种莫名的亲近。他因病回京之后，我也从西安调至了北京。他在雍和宫大街２６号的平房的家，在水锥东里２８号楼房的家，或与友人同往，或自己单去，都曾去过多次。后来我在当时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编辑出版过他的《我与地坛》和《史铁生作品集》（３卷本）。对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从早期的短篇小说，中期的散文随笔，到后期的长篇小说，因为既是读者，又是编者，也比较了解和熟悉。他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突发脑溢血逝世后，对于他的人与文，我一直都在回味与梳理，但越想越觉着怎么也理不清，说不尽。

    因为他纯粹又丰沛，深刻又高远，许多不同的因素集合于一身，很难简单地予以解读。

    在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于北京“７９８”艺术社区举行的“铁生与我们同行”的追思会上，看着墙上贴着的铁生的照片，人们手里持着的铁生的著作，我在心里不断地向铁生说道：“大哥，你好！大哥，走好！”确实，铁生对于我，就是“大哥”一个，而且最恰切不过。他年长我一岁多，按年龄说，就是大哥。更让人为之敬重的，还是他的胸怀，他的识见，他的广博，他的厚道。朋友们有什么事，总爱找他唠叨唠叨，听听他的意见。朋友间有什么不同看法争持不下，谁说这个问题铁生说过什么什么，大家立刻停止争论，集体表示认同。他在或不在，他好像都是朋友们的主心骨。你无论谈论什么，无论人生与人性，还是文学与文化，抑或是宗教与哲学，他都似乎是有备而来，与你娓娓而谈，而且不乏精彩之见。

    我常常暗自感叹，他阅读的书怎么那么多？他知道的东西怎么那么广？他思想的问题怎么那么深？而以他的残疾之身躯，这一切都堪为奇迹。而因为他为文写作的不拘一格，为人处事的达观随和，人们常常会忽略和忘记他是一个残疾人士，都把他当成是可交心的文友、可纫佩的作家，并在情感上和精神上，把他当作可亲近的大哥，可钦敬的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