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他们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2月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0~361页）。因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的标志。这时，他只有26岁。

　　博古虽然没有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从4月开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由于敌人加紧了追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不便于活动，而顾顺章不认识博古，于是决定让博古参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孟庆树根据“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整理）。这样，王明、博古都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形势更加紧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王明不能再公开活动，于是决定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并成立了由博古、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过去的很多论著都说，是王明提议博古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并负总责的。但据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是轮流当主席的，后来就逐渐由博古一个人当主席了（《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孟庆树根据“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整理）。不管是由王明提议，还是逐渐确定，博古实际上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这年，他只有24岁。

　　王明、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时，都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主要是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这么年轻就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很少见的。

　　第五，他们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11月底，王明抛出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比反“立三路线”更坚决的态度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他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本小册子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王明路线”的纲领。

　　博古的思想与王明是完全一致的。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就是由王明起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1932年1月9日通过下发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后来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制定的方针政策，与王明的《两条路线》以及《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博古在被批判时是并列的，被称为“王明、博古宗派”，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 ，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150页。）

　　第六，抗日战争初期他们都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犯了右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