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们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并成为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宗派的成员。

　　王明是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很快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担任中大学生公社主席。在反对中共旅莫支部、“教务派”、“江浙同乡会”、“托派”、“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以及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中，他都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支部派”的领袖，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27年9月毕业后，他留校工作，担任支部局宣传干事，兼任翻译、教员。1928年，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

　　博古是1926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比王明晚一年。除反对中共旅莫支部的斗争未参加外，他也积极参加了中山大学所有的派别斗争，成为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学习中，他们的俄文都学得很好，理论也背得很熟。莫斯科的同学生涯，既奠定了他们的友谊，也奠定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三，他们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

　　1929年3月，王明回国，在上海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劳动》三日刊、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工作。1930年5月，博古也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及《劳动》三日刊工作。不久，他们之间有了联系。他们思想一致，在某些问题上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李立三观点不同。当他们得知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李立三1930年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作为“立三路线”形成标志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有不同意见时，立即与王稼祥、何子述决定反对这个决议。7月9日，王明首先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对6月11日的决议提出意见。博古等也接连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李立三非常恼火，立即宣布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等职务。不久，王明又受到6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博古等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30年9月，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由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定为“路线错误”，招致了共产国际的不满。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批评李立三的路线错误，还批评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当王明、博古从回国的留苏学生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改变他们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态度，决定进一步反对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11月13日，王明、博古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了题为《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的信，说“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和国际路线不能并容的”。信中虽然也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但中心内容是指责三中全会犯了一系列错误，并说“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三中全会最大的缺点就在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11月17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他们的“政治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受到的批评和处分是不应该的，并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6日被迫作出《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不久，王明被任命为在各省委中最重要的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博古被任命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在米夫的支持下，他们反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后来，王明说“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第二位”《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孟庆树根据“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整理。毫无疑问，他就是反“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了。从此，反“立三路线”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

　　第四，他们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