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次谈话表明，毛泽东对法国近代史感兴趣的内容，主要涉及启蒙主义思潮、大革命进程、拿破仑的影响和空想社会主义及巴黎公社传统。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看起来还有兴趣”，为什么说“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为什么说“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虽然没有作具体解释，但从毛泽东谈论的内容看，可以体会到以下几点。

　　第一，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直接催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最先进的理论思潮。

　　毛泽东早年曾研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类著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些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先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影响，后来才又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即使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了解法国启蒙主义这些思潮，也难以真正读懂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所以，毛泽东在1944年回答英国记者斯坦因的提问时表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1965年8月5日在会见外宾时他引用列宁的话讲得更为明确：“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第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法国大革命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无出其右。

　　唯其如此，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社会演进的规律和特点。这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原因。人们常常引用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双城记》开头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还有一句名言也是很深刻的：“法国大革命威胁着世界秩序，英国的常识维护着文明的体系。”把这两句话组合起来，可以体会到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和它带给人们的思想冲突之剧烈，由此彰显出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进步中拥有的特殊地位。这样特殊的重大事件，怎么会不引起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家、政治家们的兴趣呢?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1973年9月12日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所说的话：“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