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路也曾经历了许多和名人有关的故事

　　开国大典时，25岁的田申是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受阅部队的一员，他是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的儿子。“我知道父亲就在观礼台上，我知道他一定在关注着我的队伍。”此时的田申，正带着华北战车团的受阅部队，在北京永定路沙沟一带操练。“当我们得知要参加开国大典时，只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这是坦克部队第一次要通过天安门，因为美国坦克比较小，只有15吨，所以我们最后选了25吨重的日本中型坦克，把它们重新喷漆、编号，以显得威武。”

　　田申是在开国大典的前三天得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在永定路临时指挥所接到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的电话，他那时列席政协会议，他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义勇军进行曲》已被决定为国歌了。’我当时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

　　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是梁启超先生之子，据他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钱学森领衔的“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自动来加班或学习，当时政委、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动员大家早点休息。于是当时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口号：“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凭着对国家的爱和信念，靠着卓越的技术天赋和过人的发奋精神，在戈壁滩上种下了中国航天的树苗。如今，这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许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树坑。

　　宋健曾经说“大自然安排我们出生在这个大地上，是中国人民养育我们长大的，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生，而战，而死，这是天赋人责。”

　　1960年，回国后的宋健，立即投入到导弹系统的研制工作中。在以后的25年里，他一直工作在航天科技第一线。曾先后担任过防空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潜地导弹副总设计师、航天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务。

　　1966年“文革”爆发，潜心科技研究的宋健成了主要批斗对象。为防止意外，宋健被周恩来列入受保护名单。在上级的精心安排下，宋健出了一趟远差。

　　那个时候宋健主要做的是导弹工作，当时在五院的时候，宋健一回来，就进入一种秘密的工作状态，非常保密。那段时间，宋健就在北京，就在永定路。

　　中外学者曾于2002年4月云集北京，出席“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少长群贤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明清以来妨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盛况空前，反映了知识界、科技界对这个命题的极度关注。秦伯益院士在此会上作了题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报告。他直面现实，坦诚不讳，在与欧洲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对比中，深刻、全面剖析了中华古国“近代沉沦”的内部原因，秦伯益这样鲜明地提出观察中国近代史的新角度，值得国人深思。

　　秦伯益曾在海淀区永定路那条小街上工作和居住20多年。他在军事医学科学院，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秦伯益当选首届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医药科学家。50年代留学苏联，专攻药理学，成绩超群，仅以两年半时间完成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长期从事药理学研究，成就卓著。历任所长、院长，领少将军衔，在科研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屡屡受到国家、军队的奖励和表彰。他学贯中西，文理皆优，被总后勤部誉为科学技术“一代名师”，受到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