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发出《关于广泛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的通知》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爱国歌曲演唱活动的热潮：重庆市去年即开始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活动，将革命历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独具特色；江西电视台举办的“红歌会”擂台赛，把群众性的“红歌”歌咏活动与电视媒介娱乐 节目相结合，寓教于乐；黑龙江电视台向国庆六十周年的献礼片——近日播出的电视剧《东方红》主题曲，充分演绎出红歌的时代精神……以上一系列“唱红歌”活动，引发了笔者对红歌现代意义的思考。

    “红歌”的现代意义

    探索红歌的现代意义，必须了解红歌的历史价值，明确红歌在中国历史和中国音乐史上的意义；进而充分发掘红歌的现代价值。

    “红歌”并非专门的音乐术语，迄今也无严格的定义。笔者认为“红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红色革命歌曲”。如果要从学术的角度进一步定义，笔者则认为，“红歌”是我国传统音乐向新音乐转折的重要音乐形式，包括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五四运动以来，我国人民在抵御外侮、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直接借用、改编国内外原有歌曲旋律进行填词或使用西洋作曲技法创作的以爱国和革命为主题，并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唱的群众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以抒发爱国和革命情感为主；旋律优美、易于传唱；节奏刚健、催人向上；音乐整体体现出中西音乐交融特征。如提倡男女平等的《勉女权》、歌唱祖国的《大中华》、追求自由与人权的《义勇军进行曲》，表达战斗激情的歌曲《游击队之歌》，赞美革命烈士的歌曲《红梅赞》，歌唱领袖的歌曲《东方红》，颂扬美丽山河的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表达改革开放激情的歌曲《走进新时代》等，即是不同时期“红歌”的代表。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红歌”是我国近代救亡图存和民族自强的产物：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过很多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在历代奋不顾身地保家卫国中华儿女中，诞生出了岳飞、文天祥、袁崇焕这样的民族英雄；也应产生许许多多如《满江红》一样激励人们斗志的爱国歌曲。但可惜的是，当我们试图从中国音乐史上寻找这些宝贵的音乐遗产时，除了一首《满江红》，最多还能举出姜夔的几首慨叹历史兴亡的自度曲，再难找到更多的爱国歌曲。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种凝聚了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理应努力保护、传承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华大地上产生的红色革命歌曲。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来看，红歌所追求的民族与科学、自由与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如《国民革命歌》、《路是我们开》提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创造新世界”的目标；《五一劳动节》、《毕业歌》唱出了“劳动最神圣”、“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担当；《我们是民主青年》、《团结就是力量》表达了“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自由，向着太阳”的民主与自由的理想；《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否定一切救世主，提出了人权的诉求。红歌的演唱的方法，开始借鉴西洋唱法的优点，体现了当代科学发声的原则。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红歌”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红歌在内容上反映出中西文化的融合，在音乐形式上也是中西音乐融合的典型。红歌除少量直接改编自民歌的曲调外，多是七声音阶，并以大调式为主；或直接借鉴民歌或西方歌曲的旋律，并出现了诸多优秀的多声部合唱作品，如《黄河大合唱》，这是我国主流音乐传统所缺乏的。

    从社会教育与儿童教育的角度来看，红歌体现出集体主义和刚健向上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昔日的靡靡之音重新泛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物质享受中迷失自我。特别是一些青少年甚至于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口唱出的，却是一些他们连词意都不明白的诸如《老鼠爱大米》、《你是我的情人》、《姑娘我爱你》之类的情歌，还有《老公老公我爱你》、《QQ爱》、《两只蝴蝶》、《狼爱上羊》、《那一夜》等趣味低俗的歌曲。红歌正好可以弥补我们时代面对多元文化冲突的彷徨和迷失，让我们更加积极向上地追求美好生活。

    从当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和民族凝聚力的角度来看，红歌自诞生之初就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成为群众歌咏的经典：我国从周代开始出现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雅乐-郑卫之音的两分对立，到后来的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四分各别，都反映出了音乐的阶级局限性。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红歌超越了这一局限。加之红歌的歌词大多琅琅上口，内容健康向上，旋律优美而简易。因此，红歌的广泛传唱，有利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凝聚民族精神、充分发挥文艺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