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俨少 《幽居图》

文史馆与书画家的关系一直密切。1953年6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上海市成立了以“敬老崇文，存史资政”为工作宗旨的文史研究馆。迄今聘任了1172名馆员，包括诸多文史、书画方面的大家。在文史馆建馆六十周年之际，上海大学美院教授、文史馆馆员徐建融就此做了一场讲座，本刊特选刊部分内容。

“国学”中的书画与“美术”中的书画

“国学”中的书画是相对“美术”中的书画这一概念而来的。书画艺术，自近代以来被归属于“美术”的范畴，但在这之前，它们一直是“国学”范畴中的两项分工。例如，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中，书画与音乐、农工、算术等等都被归于子部；在唐宋，它们又隶属于翰林院。至于“美术”，则是一个西学的概念。由于在西方，没有“书法”，则专论“绘画”，从“美术”的概念，“中国画”主要是以工具、材料上的特殊性而区别于油画、壁画、版画、年画、连环画等等的一个画种；而从“国学”的概念，则不仅用毛笔调了水墨丹青画在纸绢上的是“中国画”，包括敦煌的壁画、明清的木刻版画、杨柳青的年画等等，无不是“中国画”。

“美术”概念中的“中国画”与“国学”概念中的“中国画”之不同，就像“美术学院”中的“英语”，与“外语学院”中的“英语”之不同。具体而论，像吴湖帆、贺天健、来楚生、陆俨少、沈尹默、张元济、陈声聪等等，都是“国学”中的书画家，或文史专家而兼工书法；而像李可染、关良、周思聪等等，则属于“美术”中的书画家，他们经过了美术学院的一套科学训练，具备了专业从事美术创作的能力。虽然，二者都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作画、写字，都有写实和写意、重功力和重创意的不同风格表现（吴湖帆和李可染相对写实，吴冠中和齐白石相对写意），但在似乎相近的貌合之下有着判然的神异。前者，更注重从“国学”、文史来认识并创作书画，后者则更注重从“美术”、视觉来认识并创作书画。所以，不关优劣，前者的作品更浓于传统陶冶性灵的“古意”，体现在笔墨上，更体现在意境中；而后者的作品则更浓于吸引眼球的时代性，同样也体现在笔墨上，更体现在意境中。

何谓“古意”？赵孟頫曾说：“画贵有古意。”“古意”的精神情感是第一位的追求，因此而需要借中庸的视觉效果来完成。对传统绘画来说，“古意”指其线条、颜色显得旧气且保守，总能找得到出处和渊源，学董源的、学王蒙的，内行人一看都能知道。对古意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新意不好，李可染、林风眠先生的画并无古意却有新意，也同样是出色的。打个比方，书画中的古意等同于餐饮中的辣味，川菜好吃，也不意味着徽菜不好吃，但“古意”依然是“国学”中的书画区别于“美术”中的书画的重要特色，没有古意，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中的书画了。“古意”是怎么来的呢？画家一定有“国学中文史”的文化背景。有的通文史，能诗文，工书法，有的虽不通文史，不能诗，不工书法，但有这样的社会氛围。像莫高窟的画工，不会作诗，不能书法，有些还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但当时的社会氛围，具有浓郁的“国学中文史”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创作都能有“古意”，至于佳不佳，是另一个问题。像顾麟士的文化水平肯定比莫高窟的画工高，二者的创作都有“古意”，但艺术性的高低恰恰相反。而今天，大的文史环境显然已经没有了，现今的书画家爱读康德，听莫扎特，有相当的新文化知识，那也是好的，只是不再有“古意”。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书画家是缺少“古意”的。李可染先生曾说，对于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再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用“美术”的认识，李可染先生从未真正打进过传统的堂奥。他在80岁时讲到，开始真正认识到董其昌的笔墨之妙。证明他在80岁之前并未认识到传统的奥妙，其成就主要来自于美术学院的科学训练而不是传统。

文史馆与“国学”中的书画

新中国所设置的文史馆，在性质上类似于古代的翰林院，所接纳的馆员，虽以文史专家为主，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书画家。这里就要厘清一些概念，即“国学”意义上的书画家和“美术”意义上的书画家，“国学”中的文史专家和“学术”中的文史专家。举例来说，张元济先生不是文史专家而是出版专家，这就是“国学”中的文史专家。无论国画、书法、文史都是专业，西学的“术业专攻”，是建立在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而国学的“术业专攻”，是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中国的传统教学，从蒙童到科考都是通识的教育，由科举而走上社会，有人从事行政，有人从事水利而有不同的分工。在“国学”中根本就不存在“跨学科”的概念，没有人认为苏轼任杭州太守时疏浚西湖筑苏堤是在“跨学科”，也没有人认为陈声聪从事税务工作又作诗词、诗话是“跨学科”。王阳明、曾国藩，都是一介书生，没有学过军事专业，但带兵打仗，照样建赫赫之功。孔子并不因为学了周公之道，便不干仓库保管员和畜牧饲养员的专业工作。《论语》曰：“君子不器。”古人认为“器”是形而下的，只要通晓大道，专业之器并不是难事。

对“国学”中的书法家而言，除了抄书匠之外，书法基本上不是专业，王羲之、苏东坡、颜真卿都有具体工作，而非专业书法家。他们从小在通识教育之下习字，进入社会后从事与文史书法无关的工作，业余时间爱好写字。欧阳修曾说：“学书消日。”古人的娱乐比较少，闲暇时光需要打发，没有麻将，没有KTV，就学书法为乐，日积月累下来，自然而然成为了书法家。沈尹默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于右任在行政院供职，他们从事的社会工作、专业与书法无关，而在书法之外，他们也都有诗文集。他们写字，不但写古诗，也必然包括自己创作的诗。美术学院中的书法必然是一个专业，书法家们经过专业训练，进入社会之后从事专门的书法创作，他们不可能去从事水利、农业等其他领域的工作。他们可能有一些艺术论著，但不会有自己的诗文集面世，写的诗文都是唐诗宋词。这是“国学”中的书法和“美术”中的书法的差别。清代之前，西学未曾东渐，都是“国学”中的国画和书法；民国时期，“国学”与“美术”中的书画并存；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术”中的书画蔚为大观，而“国学”中的书画则式微了。当然，西学也很好，它为传统书画注入了新的气象，但传统书画有诸多值得保存流传的精华，这点应该为我们所重视并思考。

大体上，文史专家即使不工绘画，也一定擅长书法；而“国学”意义上的书画家则必通文史；唯有“美术”意义上的书画家与文史有不同程度的隔膜。但把书画家纳入到文史馆，毕竟与画院、美术学院的书画家，在文化属性上引起了变化。这一举措提醒我们，我们不只需要“美术”中的书画艺术，也需要“国学”中的书画艺术，这对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尤其对于传统先进文化方向的弘扬和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是一个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认识。

文史馆馆员的书画

今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庆祝建馆60周年举办历届馆员书画展并出版书画集，凡206家206件作品，我得以先睹为快，印象之深，更坚定了上述的认识，这里我以若干馆员书画作品来做例子。

（一）张元济

本次展出的是张先生的一副对联：“薄有文章传子弟，更无书札答公卿。”他是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前清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是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没有学过出版，国学上很有成就，又专讲泰西实学，曾与康有为参加戊戌变法。后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时主持校勘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书法写得极好，其视觉感受没有如今美术学院训练出来的书法家写得好看，但是有“古意”，有传统书法的功底和渊源，颜真卿、欧阳询的根底非常清晰。他的主要精力在搞出版，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其诗歌集是朋友之间的应酬，不是他的主业，都是后人和机构为他整理的。这些文史成果没有目的性，因而系统性也不强，不能与今天学术界的文史专家相提并论，但却有很深厚的文史价值。

（二）贺天健

贺天健的画一看就有石涛、四王、王蒙的渊源，他的题诗受到了戴本孝的影响。“王宰当时五日水，鹰阿此日一时成，题诗莫嫌吾醉矣，波澜并得意纵横。”王宰是唐代的一位画家，杜甫结识王宰时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一诗中称赞他：“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鹰阿是清代的一位画家，也就是戴本孝戴鹰阿。这首诗是他自己创作的。贺先生与吴湖帆先生齐名，解放前的山水画而言，他们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师，当时陆俨少先生还没出名。他们在文史修养方面都非常出色，擅长诗文，当然吴湖帆家学渊源，贺天健出身贫寒，所以他的国学功底要略逊吴先生一筹。在绘画上来说，他们的确不相上下，各有千秋。相比较而言，贺天健更豪放，吴湖帆更婉约一些，当然他的豪放也无法和现今的现代派以及西画相提并论。正如钱锺书所说：“中国人认为喊破嗓子很大的声音，在西方人来看是低声细语。”贺先生解放前靠卖画为生，还很早担任无锡美专、南京美专、上海美专的教授。我听说过很多老一辈的艺术家去美术学校上课，上完课学校还不给讲课费，一学期上下来没有收入，所以还要做很多其他事情，例如卖画，主编《画学月刊》、《国画月刊》，并主编出版《中国现代名画汇刊》。1953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算是有了生活保障。他的画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先学四王，后来学石涛。因为石涛比四王刺激，青年人一看到石涛就觉得淋漓酣畅改学石涛，当时天下都在风行石涛之风，于是他后来又上追五代宋元的精神，这里面各家的长处都有。戴本孝的风格也接近于石涛一路。

（三）吴湖帆

吴湖帆的家庭十分显赫，解放之前他的地位高于贺天健先生，画的水平两者差不多，但其全面修养更加出色。解放之后，家庭背景反倒连累了他，两个人的地位调转了，所以凡事都是相对的。吴湖帆先生是个全才，诗文、书法、人际交往、鉴定眼光都很好，有人说他的诗词由周炼霞先生修改而成，但在画家来说，他的诗文水平除了周炼霞先生之外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他的画“古意”盎然，有“古意”并不一定是好，民国很多书画家的作品“古意”十足但死气沉沉，而他的“古意”极富生气。他也是四王出身，上追到董其昌，到明四家，然后到元四家，这是一条十分清晰的线索，传到他自己手中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陶冷月

陶冷月的画相对而言缺乏“古意”，但注重从美术的角度来强化视觉造型效果。无论是月亮、光影、石头和松树，都极度逼真，当然真实和“古意”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他最有名的就是画月亮，很冷很真实，有时候会有天上的云、松间的瀑布、一片湖水来渲染，但他的笔墨效果与传统国学的效果截然不同，也没有吴湖帆、贺天健的“古意”。的确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么画的，画得也很好。徐悲鸿、陶冷月是当时西画写实的一路，林风眠、刘海粟是西画不写实的另外一路。

（五）陆俨少

陆俨少的线条很厉害，有人评论说石涛之后三百年内未曾出现过。陆先生没有上过美术学校，是临摹出身，解放前他买了土地做农场主为生，但经营失败，所幸解放后进入中国画院。抗战前夕，北京故宫的画运到南京，他到南京去，带着干粮天天去看原作，潜心钻研，临空勾划，回家赶快根据印象绘出来。他对《水经注》有许多题跋，能背诵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采斐然，兼修书法，国学功底深厚。他的线条从唐伯虎、石涛到王蒙，能看到传统的渊源。当然，陆俨少、贺天健、吴湖帆的线条也各自不同，却有共性——有“古意”。

从上述介绍可知，“国学”中的书画家，所受的教育是以文史为主的通识教育，“专业”的工作往往与书画无关。当然，画家可能有专业的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而“美术”中的书画家，特别是国画家，所受的是美术的专业教育，“专业”的工作当然也是美术、国画的工作。“国学”中的书画家往往兼通文史、诗文、书法、国画等传统的旧文化，而“美术”中的书画家，尤其是国画家则很少通晓文史、诗文、书法，但他们通晓西方的新文化。在“国学”的范畴内，文史专家、书法家、国画家往往交谊密切，而在“美术”的范畴内，书画家尤其是国画家却很少与文史专家、书法家相交往，却可能与新文化人有交往。（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人员杨之立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