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崇尚“天工与清新”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如《戏用晁补之韵》：“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酒令人饥。”《答李邦直》：“如我久慵倦，起我以清新。”《和犹子迟赠孙志举》：“清诗五百言，句句皆绝伦。”《邵茂诚诗集叙》：“清和妙丽，咀嚼有味。”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

苏轼提出的天工清新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的方面的内容：

其一、感情率真。苏轼自道其作诗的体会：“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重寄》）他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诗中，自述酒后情思勃发，作画题诗的情景；“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壁长遭骂。”“长遭骂”是诙谐语，任性作画题诗确是事实。

苏轼在很多诗文中，都以感情是否真实作为评诗的标准。如《读孟郊诗二首》中写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诗从”二句最深刻，前句说孟郊诗情真，都是出自肺腑的；后句讲只有情真才能感人，才能引起共呜。孟郊一生穷愁潦倒，他那些啼饥号寒之作，如“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确实催人泪下。他多次应试不第，其《落第》诗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同志下第》云：“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而一旦得第，其欣喜之情也溢于言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是看尽长安花。”（《登科后》）孟郊确实是一位敢哭敢笑、敢于直露真情的诗人，苏轼赞美的正是这一点。

苏轼特别推重陶潜，就国为陶诗情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陶潜《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九首，写田父劝他出仕，他却表示决不同流合污。苏轼抄录此诗，并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此欢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这就是说，诗歌应该直抒胸臆，不要言不由衷。苏轼对那些虚情假意的人是很不满的，他嘲笑东晋名士说：“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

其二，意境清新。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它能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苏轼用“境与意会”概括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清新的、超尘脱俗的意境。他称赞欧阳叔弼的诗“子诗如清风发将旦”。说其诗象早晨太阳出来之前的清风。他赞美朱逊之的诗“君诗如秋露，净我空中花”。意思是说，当眼昏病苦之中，忽得朱博士之诗，清冷如露，一扫病眼的错花。他赞美王震的诗“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无论早晨的清风、秋天的白露或霜夜的明月，都是清新美好的。苏轼评价诗僧辨才：“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赞美惠勤“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赞美参寥“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等等，都是从“清新”这一审美标准出发的。

苏轼反对画面浅俗、缺乏新意的诗。他在《书郑谷诗》一文写道：“郑谷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扁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郑谷诗所描绘的境界是人们常见到的出象，画面俗，情趣不高，缺乏新意。而柳诗境界清逸绝俗，寄托着诗人孤傲清高的品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所以深得苏轼赞赏。苏轼喜爱陶渊明的诗，在《题陶渊明饮酒诗后》一文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见”与“望”之间，确实可看出无意与有意、自然与不自然的区别。渊明采菊东篱，无意望山，而偶然抬头，南山恰巧被他看见了，于是“境与意会”，南山悠然静美，诗人悠闲自得，“见”字既描绘了自然景物幽静的神态，也表现出诗人自由闲适的神情意趣，使情景和谐统一。若改为“望”字，写成诗人有意去看南山，把不经意中看到南山的修然神态改掉了，破坏了诗的意境。

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能凭借生花妙笔，描绘出清新脱俗的意境。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橙黄桔绿”四字把寒冷的冬季写得充满生机，不同凡俗。

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第一个将庄子美学思想引进诗歌美学领域的是钟嵘，他在《诗品序》中所标榜的”真美“，就是”天工“的同义语。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认为：“万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设位而已。”又云：“是万物之盛衷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反复强调“文理自然”自然之数“以及”天工“”化工“等等，都是这种”自然“或”道“的体现。苏轼常常以水喻诗文的自然之理，如评谢民师的诗文：“如行云流水”；赞美辨才的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等等，也都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关。在苏七中写道：“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了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足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有，此真道之似也。‘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