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一、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赞扬颜太初的诗文：“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要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可见，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曾写过一首《戏足柳公权联句》诗，其序云：“宋玉对楚王：‘此独大王之雄风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讥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权小子与文宗联句，有美而无箴，故足成其篇云。”其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唐文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柳公权）。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苏轼补句）。”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①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他的《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现实主义名篇。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的苏轼文艺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