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历史上还有许多文人雅士所喜闻乐道的“圣”。诸如杜甫“诗圣”，曹植、刘桢、韩愈号“文章之圣”；西晋卫协、张默，南朝陆绥，北齐杨子华，唐吴道子，明沈周和清王翬，皆号“画圣”；汉魏张芝、皇象、钟繇、索靖，东晋王羲之，南朝王志，皆号“书圣”；汉末韦誔号“笔圣”，张芝与唐张旭号“草圣”(草书之圣)，明李东阳号“篆圣”(篆书之圣)，唐杨惠之号“塑圣”(雕塑之圣)，三国严子卿、马绥明号“棋圣”，清黄霞、范世勋号“弈圣”；孔子、陶渊明能饮而不乱，号“酒圣”；李白醉中不妨诗文，号“醉圣”等，以及民间崇拜的关羽、岳飞称“武圣”，扁鹊、张机称“医圣”，张衡、马钧称“木圣”，又称“巧圣”等，泛载于典籍，多数已广为人知。近代扬州人方尔谦善作楹联，被称为“联圣”，为民国最著名的一“圣”。

近一二十年，人物传记之书层出不穷，一些历史人物被“圣”化，新的“圣”号时有所见。如孙武被称为“兵圣”，司马迁被称为“史圣”，南唐后主李煜被称为“词圣”，《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称为“药圣”(旧有“药王”之称)，《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弘祖被称为“地圣”；春秋时越国谋臣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商圣”；汉武帝时宫廷弄臣东方朔滑稽多智，被称为“智圣”等，都是今人创造，或许将“流为丹青”。

从古到今，“圣人”何其少，诸“圣”何其多。然而世人心理，“圣人”虽少犹嫌其多，诸“圣”虽多犹嫌其少，故造“圣”者颇有其人。康有为之后再无“圣人”，而诸“圣”则不乏后继。其中意味，耐人寻味。（万芳珍作者系江西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