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琴的缘分就极深。他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写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是广为传颂的名句，是诗人对自己理想生存状态的生动描绘。嵇康传世的诗数量有限，但是，提到弹琴的诗句却极多，居魏晋诗人之首。《文选》卷十八载有他专门咏琴的《琴赋》，结尾写道：“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把这几句诗和蔡邕《释诲》中胡老援琴而歌的词句相比，所构成的境界极其相似。从蔡邕到嵇康，他们理想的人生境界离不开琴，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是独立人格的象征。他们亲手弹奏的琴声，是自己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命的自由吟唱。难怪嵇康被斩首前还要弹奏一曲《广陵散》。临终时他没有太多的话语，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死之后《广陵散》失传。陶渊明和魏晋名士不是一类人物，但是，在追求人生自由时以琴为寄托，却和魏晋名士没有根本的差异。《时运》诗称：“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答庞参军诗》云：“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陶渊明诗中频繁出现的意象是归鸟、孤松、白云、秋菊，同时还有清琴。琴和其它四种自然物象一样，作为人生自由的象征出现。

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曾经受学于蔡邕，他继承师业，同样是弹琴高手。阮瑀之子阮籍，是魏晋名士的主要代表，善啸，亦善弹琴，他的《咏怀诗》第一首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第四十七首又写道：“青云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弹琴是他的精神寄托，也是他抒发苦闷的一种方式。阮籍之侄阮咸，“竹林七贤”之一，《晋书·阮籍传》记载：“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弹琴成为阮咸放达性情的标志。阮咸之子阮瞻，“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甚至可以“终日达夜”弹琴，弹琴成了生命的一部分。阮氏一门的精湛琴艺，最终都来源于蔡邕。由此看来，魏晋名士把琴和人生的自由联系在一起，是蔡邕首开先河。

如果我们对东汉中后期文人的琴艺不是仅仅视为作家本人所具备的才能、技艺，而是置于古代作家生命意识的觉醒、独立性的增强，以及艺术才能多样化、人的丰富性日益展开的背景下加以审视，那么，它的重要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它不仅是东汉作家达到较高文化层次的标志，而且泽及魏晋时代的文人。琴文化的传承，昭示了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个性的突出、人的艺术才能日益多样化，这种趋势在魏晋南北朝一直持续着。

翻检这段历史，不禁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有两点沉思：一是文人需要怎样的修为？琴棋书画的修养标准并不是不合时宜了，只是那种凝神静气，那种刻苦砥砺，阻碍了当下一些文人的急功近利的躁动，因此这种美好才远离了我们。魏晋名士的洒脱有其消极一面，但洒脱又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人的生活丰富性的高标。二是对传统文化的拯救迫在眉睫。多少人在空喊，但又有多少人在脚踏实地的劳作？我们要意识到，无数的文化精粹不断地流逝在弹琴的指间。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承的民族，才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