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书画，在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人完成自身修养的标准，虽然样样精通者极少，但文人们却不断的孜孜以求。其中“琴”，作为文人舞文弄墨之余的另类娱乐工具，备受文人钟爱。我们在考察“魏晋风度”用琴声表达的浪漫心曲时，就会发现，早在东汉中后期，就出现了具有高超琴技的文人，以及对琴的文化理解的深邃思想，汉晋之间琴文化的传承痕迹十分明显。

东汉中期的两位作家马融和张衡，都具备较高的艺术才能。《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这种艺术才能成为马融达生任性的资本，带有魏晋名士放达的意味。《后汉书》张衡传记里虽然没有记载他有弹琴的才能，但在他的《归田赋》中透露了这方面信息：“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五弦，就是琴。张衡把弹琴和从事文学创作都视为人生的乐事，这说明他也精于琴艺。东汉文人艺术多样化的进程从马融、张衡那个阶段就已经开始。汉末文人蔡邕后来居上，在音乐上的造诣远远超过马融和张衡，对后代的影响更是高出一筹。梁元帝萧绎所撰《纂要》列举古代名琴，有黄帝的青角、齐桓公的号钟、司马相如的缘绮、赵飞燕的凤凰，还有蔡邕的焦尾。在中国古代琴文化的发展史上，蔡邕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蔡邕对于琴这种乐器的制作、演奏和理解都有很深的造诣。《初学记》卷十六引录蔡邕所撰集的《琴操》，其中说道：“琴长三尺六寸六分，广六寸，文上曰池，下曰滨。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蔡邕把琴的构造、形制与天地宇宙联系起来，认为琴的长度象征一年的天数，琴的前广后狭、上圆下方象征尊卑之序和天地之形。他还把琴的大弦、小弦与人间的君臣建立起对应关系。天地人合体，这是汉代文人重要的理念。蔡邕对于琴所作的解说，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琴有五弦七弦之别，蔡邕认为五弦象五行，应劭的《风俗通义》则称“七弦以传七星”。无论琴的形制构造如何，汉代文人都能把它提到形而上的高度，把它和宇宙精神沟通。蔡邕把琴弦视为君臣和谐的象征，这是他所寄托的理想。蔡邕也充分认识到了琴的多方面功能，他在解说琴时，一方面把它和现实政治联系，同时，又把它视为遣情娱性，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蔡邕在创作《释诲》时对自己的精神境界理想化，也对琴声的功能理想化，描绘出的是援琴而歌、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华颠胡老形象，这个形象是蔡邕本人的化身，在《释诲》中他的身性确实得到调理，返回本原状态，成为超脱于世俗之外的自由人。蔡邕琴缘所营造的这种人生境界，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名士直接承袭其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