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不惮冗烦，举了一些《春秋》《左传》与殷墟甲骨文能够相互对照研究的例子，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今后学者研治《春秋》时能够重视、参考出土文献，特别是要多利用殷墟甲骨文材料。另一方面，甲骨学者虽然在论著中经常征引先秦经典，但很少论述《春秋》与殷墟卜辞笔法的相似性和二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春秋》及训诂其中重要字词的《左传》传例，亦有助于甲骨文字的考释和解读。仅以释读战争类卜辞而言，《春秋》中“围”、“执”、“灭”、“取”等记述战争的常用字，及《左传》庄公十一年传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均是颇有启示性的线索。

《春秋》与殷墟卜辞笔法的一致，反映商周史官记事传统的延续，可进一步否定所谓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的说法。过去，杨伯峻等学者已指出《春秋》是历代鲁太史的手笔。现在对比甲骨卜辞可知，《春秋》记事简洁，与殷代史官文字相近，确实只能是世守其职的鲁太史所写。故春秋笔法、春秋大义，实质上反映的也是商周史官的传统记述原则与政治观念，并非孔子所创造。从这个角度看，胡适《说儒》一文将儒家思想与殷遗民、殷礼联系起来，不无道理。

商周以来的史官传统也有裨于思考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在殷代与西周，文字、历法、礼仪主要掌握在以史官为核心的祝宗卜史阶层，诗歌、乐舞也主要由贵族来学习和欣赏，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春秋。至春秋末年，一些诸侯公室及卿大夫家族相继倾覆，史官离散，贵族子弟降在皂隶，典籍、知识遂传播到民间，士人阶层的文化得以提升。故讨论诸子与王官之学的关系，似不必拘泥于辨析某一家出于某王官的细节，而应认识到殷代以来史官群体在知识文化方面的世代传承和积累，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代诸子思想生长、繁荣的沃土。故不能简单否认诸子出于王官的传统说法。

最后要说的是，《春秋》虽然反映了商周史官的传统笔法，但也有不同于殷代、西周史官的记述体例。如其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既不同于殷墟卜辞中记录年、月、日三要素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周金文中记录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方法，很可能是春秋史官的发明。故今后研究《春秋》，除了考察与殷卜辞、殷周金文的传承与相似性外，也要发现其不同之处，探讨其中存在差异的原因。（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