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父子世袭，其记事方式也代代传承。直至春秋，诸侯太史的笔法仍保持着较多传统特点。我们对读殷墟甲骨文与《春秋》，会看到二者文字有不少相同之处。这里暂举数例说明。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及文公十五年皆书“齐人侵我西鄙”、文公七年书“狄侵我西鄙”、襄公十四年书“莒人侵我东鄙”。其中“某侵我某鄙”的记述方式，早已见于殷墟甲骨文，如罗振玉旧藏一版大骨（即《殷虚书契菁华》第一片，《合集》6057，现藏国家博物馆），其上契刻宾组大字卜辞，有“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的记载。上述诸例中的我均指我方，在《春秋》中指鲁，在殷墟卜辞中指沚戛的属地；鄙是边地，鄙中有邑，小邑规模略同于村落。《春秋》虽未见殷墟甲骨中“某征我”的辞例，但与之相近的“某伐我”“某伐我某鄙”之类记载史不绝书，如庄公十九年“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文公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八年“莒侯伐我东鄙”等，此类文字与殷墟卜辞相比，笔法也基本一致。饶宗颐先生在其名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64页）中已提到这一点。

史官言征，是说大举攻伐，言侵，是说军事行动隐蔽。《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例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与殷墟卜辞反映的侵、伐规模基本相当：商王武丁“伐”敌对方国，出兵人数一般是三千人（《英藏》558、559）或五千人（《合集》6409、6539），多者则可达到一万三千（《英藏》150“登妇好三千登旅万）；而“侵”的规模相对较小，如方一次入侵，被侵犯的只有七十五人（《合集》6057正）。从殷至春秋，史官言伐，均不分内外，也是传统笔法。殷墟卜辞中屡见商王武丁“伐土方”“伐方”“伐下危”“伐召方”，是自内向外；帝辛时“遇人方伐东国”（《辑佚》690）、“遇盂方率伐西国”（《合补》11242），是从外而来。西周金文中的“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鲁侯簋，《集成》4029，成王世）、“唯周公于征伐东夷”（方鼎，《集成》2739，成王世）、“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中方鼎、《集成》2751、2752，昭王世），是自内向外；而“淮夷敢伐内国”（彔卣，《集成》5420，穆王世）、“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东国、南国”（禹鼎，《集成》2833，厉王世），是由外而来。《春秋》虽无“我”向外征伐之例，但《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卿子展有“我伐宋”之语，可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