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非常发达，但大都集中对政治大事的记叙上，帝王将相，朝代更替，宫廷秘事，侠客义女，攻打杀伐等从古以来在史书上层出不穷。但是，缺乏科学和文学的史书著作。关于科学史还是一个英国人李约瑟撰写了《中国科技史》，才填补了空白。中国的文学史著作到了“五四”以降，才渐渐的多了起来，而对此进行筚路蓝缕工作的是王国维、鲁迅、刘师培和郑振铎等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合称为四大文学史。这四大文学史的辉煌论述，精辟见解，朔实史料，缜密结构，皆为后世为此工作的楷模。

《宋元戏曲史》：绘制中国戏曲脉络，开拓戏曲研究道路

王国维在1930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元戏曲史》，原名为《宋元戏曲考》，后更名为《宋元戏曲史》。该书以宋、元时代的戏曲为主要考察对象，由宋元戏曲现象追溯了中国戏曲起源和形成过程并把自己的美学理论注入其中，例如，他的美学著作《人间词话》中的“意境论”便在《宋元戏曲史》中得到体现。这部著作正式结束了中国戏曲有戏无史的境况，使戏曲获得独立的地位。过去，我们的文论家把戏曲和诗歌混在一起，王氏认为戏曲虽然和诗歌有密切的联系，好的唱段还是优美的诗歌，但戏曲却是一门独立发展的艺术形式，和诗歌在诸多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有自己的独特的形式和发展规律。因之，王国维把戏曲和诗歌剥离开来，确立了戏曲的本体观念和科学品格。在此书中，王先生绘制出中国戏曲形成、发展的总体脉络，他认为，中国戏萌芽于上古至五代时期，形成于宋金，而成熟于元代，发展于元明南戏。这种勾勒是符合中国戏曲发展的产际情况的。他对成熟的元杂剧进行了清理，认为元杂剧经过了“蒙古时代，一统时代、至正时代”三个阶段，更为重要的他认为戏曲是一种集语言、动作、歌唱、音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这个发现道出了戏曲艺术样式的基本特征。自从有了王氏这部著作，才把戏曲的研究提高到料学的高度，为以后的戏曲研究开辟了道路。

　　《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上的开山之作

中国小说从来无史，不但无史，在元代以前甚至把这种文学样式视为低俗之物，不能登大雅之堂。到了元代以后，长篇小说的繁荣和重大成就，使文界再也不能对此小觑，“五四”以降，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作家取得新的突破，完成了小说的现代革命，就其容量来说，小说当在词、戏曲、散文之上。小说被贬，不能登堂入室的情况，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了。现代小说的开山祖师鲁迅先生破天荒地为中国小说作史立传，为了撰写此书，他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早在1912 年前后，他就辑录校订了唐以前残存的小说三十八种，编成《古小说钩沉》。后又选辑了唐宋小说四十五篇，细细校正考订，辑为《唐宋传奇集》。与此同时，他又搜集了宋以后史料四十一种，编成《小说旧闻钞》。为《中国小说史略》做了充分的的准备。这部科学著作，是用文言写成，语言优美，结构缜密，宛如一件艺术作品，在史料上由于作者多年的辛勤搜集、整理、校刊去谬，材料不仅翔实，而且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精用宏，可以说是淘沙见金的极品。

这本书的价值不但体现在以上论述上，更重要的体现在作者极锐敏和极先进的学术见解上，他结合时代背景，社会发展来讨论作品，来藏否人物，并且把作者的个性，创作理论进行了透视，透过语言符码的表层看清问题的本质。往往是一语中的，一言定情，存在千年的疑惑问题，阅读此书豁然开朗，顿开茅塞。至于说到此书由于资料匮缺而造成的某些不足，这实在不是作者的责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已经尽心尽力了，任何学术著作都存在资料不足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资料发现，这是任何文学史的普遍性问题，而不独《中国小说史略》是这样。由于这部著作的重大价值和重大成就，它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郭沫若在介绍鲁迅和王国维时写道：“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郭沫若：《鲁迅和王国维》《郭沫若全集》20 卷306 页）

　　《中国中古文学史》：一部有独到见解的断代文学史

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是薄薄的一部文学断代史，所谓中国中古文学系指我国魏晋南北朝文学。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刘著对这个时期的三曹、嵇康、阮籍作家有着特殊的爱好。他在探讨魏晋文学时得出“偶词俪句”“于律为进”“沉思翰藻”是中国骈文律诗的三大特征。作者比较了汉、魏文风的异同之后，指出时代特征和文学的渐进过程，精辟得当。对于作家不同的风格，即使是微小的差别，作者也能明察毫厘，例如，他详述嵇康、阮籍的诗文认为，“嵇文之丽，丽而壮者也”，“阮文之丽，丽而清者也”；“嵇诗清峻”“阮诗高诨”等，真是“疑似之道，察之分明”。这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断代文学史。

　　《中国俗文学史》：平民眼光和人本意识

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是30 年代一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所谓俗文学是和雅文学相对而言的。关于雅俗的严格分界是很难做到的。一般来说，像民间传说，民间政事，民间歌谣，民间戏曲，地方小调以及属于通俗易懂的小说创作我们皆可为“俗文学”。长时期以来，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对通俗的文艺采取排斥、轻蔑的态度，不能登大雅之堂。郑振铎在研究中国雅文学的同时，又着力搜集，整理中国民间的属于通俗范围的文学作品。经过艰苦的努力，撰写成《中国俗文学史》。该书体例宠大，视野开阔，眼光向着百姓，有着平民眼光和人本意识，把过去视之为敞屣的东西转为珍宝。这实在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此书对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

现时中国的文学史著作可谓多矣，可以说汗牛充栋，但可圈可点者稀缺，能与上述四部文学史抗衡者更是寥寥。在现时职称评定的体制下，文学史著作如春笋般冒出。但我们一读便可发现大多数是雷同之作，或者是抄袭剽窃之作，有的为避免嫌疑，便耍小聪明把别的文学史著作调换一下章节次序，然后原文不动地抄起来，但这种手法怎能瞒过读者的眼光。目前的各种文学史太多了，但真正能称得起“史”的都少之又少，其原因在于，各类史书的作者修养有限，学养不够，能力不足，不足以担当起修“史”的大任。欲之修“史”，必须有史、识、胆、力四项基本功，“史”料丰赡，“识”力透纸，“胆”气过人，“力”功扎实，方可修“史”，并且修史者一生应该有以身殉史的思想准备，也即是说一生为一、两部“史”而努力和献身。鲁迅一生的学术著作能真正称为文学史者也就是《中国小说史略》了，《汉文学史纲要》，仅仅是个纲要，是一件未完成品。所以我希望能够有和四大文学相比肩新的文学史著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