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南宋以来，多少读书人通过它的启蒙了解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其实，还有另一种“三字经”，虽然没有人这样称谓它，但在封建衙门这个特殊的地方，其地位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个妇孺皆知的版本，并且每天都高高悬挂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府大门上。

公生明

在封建社会，一进衙门，首先就会发现一块巨大的碑石威严地矗立于大堂前，这就是有名的“诫石”。它的阴面刻的是十分有名的16字名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而阳面刻的是更为显眼、更为夺目、更为庄严的“公生明”3个楷体大字。

此3字最早语出《荀子·不苟》，曰：“公生明，偏生暗。”也就是说，没有偏心便没有偏见，也就不会滑向偏激的泥淖。公正，便没有先入为主，没有影响判断的各种人为的干扰，塞蔽心灵的乌云便自然烟消云散。沧海月明三万里，扶桑亮彻遍宇宙。物之理，事之理，天地之理，人之是非还能不明察秋毫吗？

明朝时，泰安知州顾景祥认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若是能够真正领悟这3个字的妙处，并能身体力行之，不仅能够帮助自己走得稳健，更能走得长远，一生无忧无患，遂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以“公生明”3字为骨架，血肉丰满为一则《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石置于泰安府衙。顾景祥的始开先河，后来被有信仰、有理念、有操守的官员们深为认同，“蝴蝶效应”即一波波扩大。山东巡抚年富以端劲的楷书碑之，后又由清代名臣颜伯焘刻石立于西安碑林，峻峭、浑实、锐利、酣畅，警策之余，又令人爱不释手，久久忘归。

“公生明”3个遒劲的大字，每个进出衙门的食俸者随时都可以目睹之，心念之，有公则有明，则不会生糊涂念，说糊涂话，做糊涂事，虽处风波之地亦可闲庭信步安然无恙矣。

琴治堂

《吕氏春秋·察贤》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鲁国人宓子贱受命治理单父(今山东菏泽单县)这个地方，他没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只是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就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境内百姓有口皆碑：“这是个好琴师，更是个好父母官。”

他升迁到别的地方后，继任者叫巫马期。这个巫县官终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最后治理得也不错。巫马期向宓子贱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贱说：“我的做法叫用人，你的做法叫用力。用力做事的人当然劳苦，用人建功的人当然安逸。”

这个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不过，这个“无为”可并非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不折腾，不扰民，更不为了搜刮肥己而巧立名目、苛捐杂税、酷刑峻法，只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润物无声地实施了有效治理。这不正是孔子倡导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仁政”吗？可见，宓子贱是深得其师真传并笃力行之的。宓子贱是个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似弹琴作乐不务正业，其实，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逍遥，安享太平，而没有大量访民来击鼓鸣冤，是因为下边工作做得好。

宓子贱连门都不出，如何才能这样？显然，是他的知人善任、政清事简之故，所以才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可见，“鸣琴而治”，不只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也是深得“大道至简”的真髓，从而达成“以简驭繁”的统御期许，这种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从容自信的翩翩风度无疑是封建官员的楷模和典范。

历代皇帝当然推崇和表彰宓子贱这样的官员。后来的官吏们不管能否做到，也都以其为标榜，于是，县衙的二堂逐渐就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琴治堂”。

其实，“鸣琴而治”不单单是“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它的核心是一个“仁”字。“琴治堂”的楹联便是极好的诠释：“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清慎勤

“清慎勤”，这是衙门三堂上的横匾所书。

“清”即清廉，“慎”即谨慎，“勤”即勤勉。此3字由来已久。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对臣下语重心长地做了这样的阐释：“为官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宋人吕本中进一步引申曰：“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明人《功过格辑要》又有新的发挥：“操持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大节，慎者无误，勤则能理，舍此三言，其亦何能为政哉？”

区区3个字，字面并不艰深，但通过先贤们的论述，可知他们对此理解得有多么透，推崇得又有多么高。因为有了“清”，便会有“明”，心明眼亮、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明辨是非、深明大义、旗帜鲜明等就全都跟着来了；有了“清”，便会有“正”，公正无私、堂堂正正、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正大光明等也会随之跟进；有了“清”，也自然会有清心、清醒、清廉、清平、清天，等等。

有了“慎”，就会有所敬，有所畏。就如曾国藩所言的“仰畏天命，俯畏人言”，群处慎口，独处慎心；就会慎思明辨、慎终如始、慎行如薄、慎权如渊、慎终追远、谦虚谨慎。

有了“勤”，就会有勤奋、勤劳、勤勉、勤政、勤俭、勤苦等等。心勤就会多智，脑勤就会多思，眼勤就会多看，耳勤就会博闻，口勤就会不失，腿勤就会多功，手勤就会多成。天道酬勤，万古不易。

“清慎勤”3字，历代都有良臣贤吏以生命释之，最为典型的是蜀汉丞相诸葛亮。论“清”：他这样自陈于后主刘禅，“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论“慎”：“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个联语，形象道出诸葛亮是个无可挑剔的谨慎标杆。论“勤”：他一辈子事必躬亲，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3个字的出色表现，让他几乎成为千古完人，他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世世代代无论是在朝还是民间的一致赞誉和敬仰。

“清”者，官之本；“慎”者，官之要；“勤”者，官之基。有“清”则气正和谐，有“慎”则承平恒久，有“勤”则成事有望。“清慎勤”真乃为人、为官终身佑护之宝也！

勤补拙

白居易在《自到郡斋题二十四韵》中有这样的句子：“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拙”者，有蠢、笨之意也，即便是自谦，通常也是指资质不够高，能力不够强而言。

客观地说，这些先天的东西往往很难改变，但是，却并非毫无办法死路一条，通过后天努力也是一样可以弥补的，这个有效途径就是勤奋。古人对此就一再告诫：“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则不怠，“勤”则不废，“勤”则不穷，“勤”则必成。否则，哪怕再聪明，再能干，只要被“惰”字所俘虏，则一生必懈，必败无疑。满清政权是从朱明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堂堂的一头中央大象，竟让一个边地蚂蚁给打败，其根由并非这个庞然大物是纸糊的道具，而是自万历皇帝后期开始，朝政就长期无人打理了，大臣们你们看着办，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是爱卿，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就是大大的好官，日积月累，百弊丛生，终至千疮百孔，大厦倾覆。所以，清初的皇帝们个个都是勤于政务的拼命三郎，特别是雍正皇帝，他平均每天批阅的奏章都有1万多字，而且是端端正正、工工整整的楷体。满天星斗时，他已经坐在朝堂上等候，然后便是没完没了的会议、接见、筹划，直到夜深人静万家酣眠时，他还在灯下做那永远也做不完的功课。据考证，他的睡眠时间每天不过三四个小时。他的勤政效果是显著的，不仅使清初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巩固，也使康熙晚年倦政遗留下的各种弊端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也使这个新生政权日益焕发勃勃生机，短短的13年，为后来乾隆时期走向全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数正反两方面事例，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朴素但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就是，只要能勤，即可补拙、补缺、补陋，补先天之不足，创造令人惊奇和赞叹的人间奇迹。县丞正厅上的“勤补拙”匾额，即是这些的注脚和诠释。

俭养廉

主簿正厅上方是“俭养廉”，是说要严格要求自己，以一个“俭”字廉洁自己的操守和形象，从而留得清白在人间。

“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子说他平生有“三宝”，其中之一就是“俭”；孔子也大力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诸葛亮曾以“俭以养德”教育其子；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也着力论述了“俭”之于一个人厚德立业的极端重要性。先贤们何以不厌其烦地对“俭”字大做文章呢？因为，智慧的他们通过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深切地认识到，“奢”是万恶之源，只要放出这只狰狞怪兽，必祸患无穷。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贪婪的种子深埋在心底，这也是君子要日参省乎己的深刻原因。商纣王并非一个庸人，更非一个笨人，而是一个资质非常杰出的君主，可是却成为遗臭万年的亡国之君。究其原因，就是一个“奢”字铸成这一大错。西晋的石崇，由于把“奢”字看得比天还大，在荆州刺史任上公然做强盗，从而积下大量不义之财，他的奢侈令人发指，连皇帝司马炎都远远比不上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夷灭三族。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此有极深的体悟，并且坚持了一生。他每餐只用蔬菜一品，绝不多设，被呼之为“一品宰相”。年轻时添置的一件马褂，穿了30年，还像新的一样。老家祖屋，已经100多年了，残破程度可想而知，其弟曾国荃觉得家中人口增多，便另建了一幢新房子，曾国藩闻知，大为恼怒，至死也未搬进新屋。

曾国藩在家书中，屡屡告诫子侄“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之所以如此谆谆以告，是因为他深知，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守住一个“俭”字，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贪图物欲奢华，居江湖必为盗，居官衙必为贼，绞尽脑汁，巧取豪夺，最终必定会身败名裂甚至祸及子孙。与之相比，清清白白一生，堂堂正正一世，万古流芳的廉洁之吏，不知要清醒睿智多少倍。

在专制、闭塞的封建社会，竟能膜拜、倡行这样富有远见和政治智慧同时也极具儒家“仁政”、道家“无为”思想的“三字经”，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有识之士终身笃行践履，这个令人惊叹的历史现象无疑值得后人去省察、借鉴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