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治堂

《吕氏春秋·察贤》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鲁国人宓子贱受命治理单父(今山东菏泽单县)这个地方，他没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只是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就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境内百姓有口皆碑：“这是个好琴师，更是个好父母官。”

他升迁到别的地方后，继任者叫巫马期。这个巫县官终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最后治理得也不错。巫马期向宓子贱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贱说：“我的做法叫用人，你的做法叫用力。用力做事的人当然劳苦，用人建功的人当然安逸。”

这个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不过，这个“无为”可并非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不折腾，不扰民，更不为了搜刮肥己而巧立名目、苛捐杂税、酷刑峻法，只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润物无声地实施了有效治理。这不正是孔子倡导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仁政”吗？可见，宓子贱是深得其师真传并笃力行之的。宓子贱是个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似弹琴作乐不务正业，其实，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逍遥，安享太平，而没有大量访民来击鼓鸣冤，是因为下边工作做得好。

宓子贱连门都不出，如何才能这样？显然，是他的知人善任、政清事简之故，所以才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可见，“鸣琴而治”，不只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也是深得“大道至简”的真髓，从而达成“以简驭繁”的统御期许，这种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从容自信的翩翩风度无疑是封建官员的楷模和典范。

历代皇帝当然推崇和表彰宓子贱这样的官员。后来的官吏们不管能否做到，也都以其为标榜，于是，县衙的二堂逐渐就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琴治堂”。

其实，“鸣琴而治”不单单是“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它的核心是一个“仁”字。“琴治堂”的楹联便是极好的诠释：“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