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所以我们清明节祭祖，首先要公祭这两位先祖。关于炎黄二帝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在《逸周书》、《国语》、《周易·系辞》等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相传炎帝神农氏率领其部落始作耒耜、教种五谷，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炎帝为民采药治病，来到南方，因误尝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炎帝墓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黄帝则率领其部落养蚕治丝、始作衣裳，伐木构材、筑造宫室，创造文字、制定历法，并发明指南车，备尝险夷，艰苦拓殖，将中华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清华大学的张岂之教授曾说：“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我认为，张先生的这些概括是很精彩的。国学既要研究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也要研究鲜活的文化人类学与现实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炎帝与黄帝为代表的两古族融合发展，延向四方，后经夏、商、周及其后的发展，使中国境内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有特长的氏族、部落融为一个以中原族群为主体，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几千年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以炎黄子孙为荣，以同源同祖为亲，已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感情纽带和精神力量。

因此我们说，国学虽然是一种学术文化，但它源远流长，有着坚实的文化人类学的根基，是中华文化的结晶。至于国学的精髓，当然还得从经典文化谈起，经典文化是国学的主流形态。不过，经典也是历史地变迁着的，过去只有四书五经能称作经典，诸子学说不能称作经，现在则不然。因为国学是一种新的视野与角度。至于说到经典的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天地人三者的凝聚，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性的奥区，文学之核心，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国学的基本精神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其构成主要由儒家的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组成，它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中华民族与文化形态源远流长，不断进化。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多年时，中华民族由于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普遍加强，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氏族社会在向阶级社会的迈进过程中，血缘宗法因素成为一以贯之的纽带。周代统治者继承殷代宗法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全国的共主，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但在所封国内又处于宗主的地位，享有统治所封国内的疆土与臣民的权力。卿大夫的情况又照此办理。这样便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关系紧密地组成一个金字塔似的等级结构。维系这个结构的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包括父权和兄权两个方面。孝道是为父权服务的，而悌道则是为兄权服务。由于父子之间有着血缘亲属的关系。因此，亲亲尊尊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如果说西方古希腊自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由土地形态贵族血缘统治进入城邦制奴隶社会，以财产契约与城邦民主制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了周代社会，反而将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演变为宗法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文化的基本形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原因在于其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血缘宗观念，将血缘亲情观念引申到人伦与政治领域，使孔孟之道具有了民族心理与文化根基的支持。孔子思想的两个关键词便是孝、悌，延伸到亲亲、尊尊。是仁学的基础。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之交，正是所谓“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对这种现象同样痛心疾首，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恢复周礼中经过周公等人继承与改造过的原始社会中的人道精神与德教学说。具体来说，便是以孝悌为轴心的血缘亲情观念。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念，经过历代仁人志士的阐发与实践，慢慢积累成一种文化传统，具备了精神家园的功能，而精神家园与信仰可以相通，是精神信念的产物。这一点，从先秦原始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十分明显。当然，这种血缘宗法观念与遗传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中，肯定是要加以清理与批判的，但是作为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对此要加以科学地分析与评价。

正如我在《国学十讲》的第一讲《百年孤独话国学》中所谈到的，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学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文化的认识与态度，经历过民族危亡与政治风雨的洗礼，可谓一波三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沉痛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价值。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说明我们对于国学与中华文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与国学的复兴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