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女子教育模式

由于中国古代女性角色并定位为相夫教子，所以女子在教育方面的价值只能通过男子间接体现。如“孟母三迁”、“画荻教子”、“岳母刺字”等，均属此类。而求学途径，则多受教于父兄，属家庭教育模式。此外，还有类似职业教育的秦楼楚馆的师徒授受。当然，还有佛寺道观中对尼姑、道姑的宗教教育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女子受教育的情况开始出现变化。现分别予以探讨。

1、宫廷教育

早在先秦时期，宫廷便已形成对宗室女子进行教育之传统。《周礼·天官·冢宰》云：“夫人坐论德礼，九嫔掌教四德。”而“夫人”、“九嫔”是指国君之配偶,同时也是先秦宫廷中对后宫女子专门进行教育所设之官员。时至汉代，宫廷上层女性除需接受生儿育女、做好贤良后妃的道德品行教育之外，还要接受音乐舞蹈及女功教育。其目的不是为获得谋生之术，而是为修身养性。此阶段已有两种推动女德教育之著述问世，即刘向所撰《列女传》与班昭所撰《女诫》，为汉代女子的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依据。

时至唐代，女子地位提高，社会开放，宫廷女子教育大行其道，武后如意元年，设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诔、飞白、书算各一人。学习内容有经、史、子、集、易、律法、算术、吟诗、书法等。并出现了一批女教书籍。唐太宗皇后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性情仁孝。总结自身处世治内之经验“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流行当世，对当时女子教育起了一定作用。而文学家、教育家宋若莘，自幼受女教，能诗、善文章。她崇拜班昭的《女诫》，便仿照孔子的《论语》。撰写《女论语》一卷。认为用此书教训女子、就能培养出一批“贤妇”。

宋代颇重文治，宫廷女子教育被大力提倡。宋代宫中设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仁宗乾兴元年，在女官尚仪之下设司籍二人，总管“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类”，辅佐司籍的人员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徽宗皇帝对宫人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政和二年又设“司教“，传授宫人文化知识。形式内容与唐代大体近之。

明清时期，宫廷女子教育体系与的欢腾亦未曾中断，一直延续到传统社会寿终正寝。

2、家庭教育

考察古代才女的出身和作为不难发现，青史留名并有著述作品传世的女子多为世家出身，由父兄启蒙并因家世而知名于天下。如前述之班昭、得益于其父班彪与其兄班固；蔡文姬则受教于其父蔡邕，李清照受教于其父李格非，均属此类。

3、青楼教育

沦落为风尘艺流之女子，多貌美聪慧却出身微寒，其受教方式是以师徒授受方式而传其才艺，使之不绝。赛金花之才艺，便依此途径而习得。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男尊女卑的理念，剥夺了一般女子受正规教育的权利的结果。

4、寺观教育

在中国古代，不少失意女子遁入空门，青灯黄卷，伴随着信仰，靠坐禅、诵经打发时日，消磨青春。读经需识字，所以寺中老尼兼有教师之角色。自金元时期，全真道创立，道观中道姑之生活内容与佛寺尼姑大体近之，只是所诵经书不同，修道内容有异而已。由于佛道信众之出世取向，使其才华多不显露于俗界，故而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较上述两途为小。

5、学校教育

直至当今，世人仍多认为女子学校教育出现于清末。其实，早在明末，特立独行的“狂人”李贽就曾公开招收女弟子；清代“江右三大家之一”的著名才子袁枚，作园于江宁小仓山下，曰随园，世称随园老人。他曾公开招收女弟子数十人，并亲自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收女弟子28人之诗。其中最为知名者有席佩兰、孙云凤、孙云鹤等。与袁枚同时代的诗人陈文述，亦招收女弟子，其女弟子诗有《碧需仙馆女弟子诗》。陈文述女弟子中，尤以吴藻最为有名。吴藻，字苹香，号玉岑子，浙派中著名女词人，著有《花帘词》。由于知识女性群体的壮大，清代女子还曾创办文学团体。康熙年间，顾之琼创建蕉园诗社，成员主要有顾姒、

紫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史称“蕉园五子”。清中叶，女诗人张清溪曾创办清溪吟社，成员均为吴中人，被称为“吴中十子”。这些结社赋诗等社会活动，尽管屡遭保守势力的抨击，但也得到过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并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红楼梦》中描写的菊花赋诗、海棠结社、怡红行令、潇湘论文的情景，便是清代贵族女子文学活动的生动写照。

仔细考察中国历史上女子教育落后与凋敝之原因，将女子排斥于科举取士之外的作法，当是最大的负面影响因素。隋唐时期兴起值清末废止的科举考试，是古代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向上攀升的主要途径。然其规制虽一直在变化之中，但不准女子应试，却是一以贯之的传统。致使科举英才的行列中，竟无一巾帼之人，真乃令人抱恨。清人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颜氏》，描写有颜姓女子出身文化世家，聪颖过人。其夫屡试不第，她声言若应试，必能题名，其夫颇不以为然。后颜氏女伴男装，二人以兄弟相称，回到原籍，世人皆不知真相。颜氏应乡试，“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明鼎革，天下大乱。乃告嫂曰：实相告：我小郎妇也。以男子阘茸，不能自立，负气自为之。深恐播扬，致天子召问，贻笑海内耳。嫂不信。脱靴而示之足，始愕，视靴中则絮满焉”。随属传闻，不可确定真伪，但亦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在明清时代，簪缨之家、书香门第，女子读书已蔚为风气，对女性才华的开发被看作是对其未来婚姻的一项重要投资。毛奇龄、袁枚、陈文述等文人还招收女弟子，诸多诗人也由衷欣赏女性的创作，赞美女性的才华。才女辈出成为明清两代文坛十分引人注目的景观。

时至清末，事变日亟。随着西方进步理念的引入，社会进步提速，科举制度被废除，女子受正规教育的人数大增。新中国成立，中国女子因数千年压抑而蓄积的巨大能量在数十年内爆发，在诸多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足可与须眉抗衡媲美。真乃才女满赤县，名媛遍九州，令世人刮目相看。社会的进步，往往与女子受教育程度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当今，男女在受教育方面并驾齐驱，平分秋色，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民族的大幸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