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她对他才华的爱惜早有表示，他也有所回应，但站在一个相对正义的军事集团尤其是国家命运的高度，他不得不做出坚定的选择。

一纸檄文天下动，那次行动在短时间内就集中了十万军队，形成了起义军的主干。部队出发了，将士们甚至在去战斗的途中还大声唱着他临时写就的诗歌《在军登城楼》：“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他歌唱的号召力实在是体现了诗歌本身所存有的“刺”的作用——只是“美”而不“刺”会使诗歌少了一半的美。这篇檄文几千年来光芒不衰，可见文化的力量几乎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所以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非常辉煌的，正因为他的那篇斑驳淋漓的战前总动员传下来，王勃的《滕王阁序》与他的《讨武檄文》，历史散文的双璧高悬，至今无人匹敌。

他一生都像个口唱《大风》的侠士，一生都在拔刀相助。他交友很广，三教九流都有。旧唐书说他“落魄五行，好与博徒游”这个话实际是想贬低他，我倒不觉得：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果把自己当宝贝贮藏起来，自己搂着自己的肩怜惜和佩服自己，还加上最要不得的势利，只与达官贵人相交好，那么离腐烂也就不远了——一有了那样的心思就已经开始腐烂了。

他不势利，就连自己的恩师卢照邻犯了始乱终弃的错误他也不原谅，作长歌行《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进行批判，可谓不顾情面。我一直认为，在处理恩人和朋友的关系上人存在三个层次：恩将仇报，知恩图报，超越了恩情友情之上的、压制了自己的矛盾和痛苦、只为正义而歌的勇敢者。人人都可以对号入座。

他当然属于最高境界的那一个——不会多，这样的人怎么会多？多了还有什么可贵？因为这样的人分明是吃亏的，并且也许最终没人可以理解他。看他写蝉的诗中说：“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一个“重”字背负着漫天的露水，露水是这么的重；一个“多”字，承载着呼呼刮着的风，风又是这么的多。可他不以世俗更易禀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声，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一块奠基石。

他的歌留下了——每年的八月九月，去听那总共只有几个月生命的小生灵枝头的高唱吧，那是他——初唐司号手为大地祖国谱写的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