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与“仁”交融会通

孔子主张遇事依时而定，灵活应对，但这绝非没有原则地肆意妄为。其实，在孔子思想中，“时”与“仁”是交融会通的，依时而定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争取实现仁道的远大理想。

《论语·阳货》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山弗扰盘踞在费邑图谋叛乱，召孔子去，孔子答应了，意欲前往。子路以公山弗扰是叛臣，反对孔子去。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的回答是：如果给我机会，我是不会错过时机的，我将会使周文王、武王的仁义之道复兴在东方！由此可见，孔子的“时”是和他所主张的“仁”密切相关的，为了实现仁道的远大理想，有时需要采取灵活变通的手段。

从对管仲的评价上也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中“时”与“仁”的交融会通。对于君臣关系，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里把“事君以忠”作为对臣下的要求。但当论及管仲时，孔子却没有拘泥于成见。历史上，管仲和召忽曾共同辅佐公子纠，当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继承君位后，召忽自杀以殉，而管仲却成了齐桓公的宰相。子贡从常理出发，认为管仲的行为是不忠不仁。但孔子并不这样看，相反，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和天下政治统一的高度否定了管仲“非仁”。而是认为正是由于管仲，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并以周之德政匡正天下，人民至今都享受着这一恩赐。这里，孔子把对人民、对天下一统有大德的政治作为称作仁。这的确是孔子的远见卓识，他第一次明确了仁不仅是个人品德，而且还应包含政治作为。这正反映了孔子在评判人物时顺应潮流、依时而定的“时”的观念。

实际上，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一切依时而定的思想，正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中庸即恰到好处、恰到火候的状态，就是“时中”。《中庸》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有合乎时宜、随时变通之意，力求做到分寸恰当、最合尺度。孟子发展了“时中”的思想，引入了“执中”、“有权”的观念。《孟子·离娄》中举例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里的“权”就是因时而变、顺势变化的意思。当嫂子掉进水里，就必须援之以手，将其救起，再讲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见死不救、不仁不义了。在这里，“时”与“仁”最终得以会通融和，“时”的变通是为了实现“仁”的理想。总之，孔子思想中“时”的观念，反映了孔子顺应时势、因时制宜的辩证观点，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这也是孔子及儒家思想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作者：王星光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