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袁桂林教授对农村校车问题关注多年，在《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前，他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作为专家都曾参与论证。

　　相关部门具体责任待明确

　　记者：《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在哪？

　　袁桂林：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颁布的有关校车管理的条例，是历来没有的。明确校车的责任主体由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承担，把校车的事权下放给了地方，这是很明确的观点，是一大进步。以前从来不谈，责任主体不清楚。但有点模糊的是，对政府各个部门的具体责任分配没有进一步明确。

　　记者：还有哪些地方待完善？

　　袁桂林：在罚则部分，我在参与讨论时就提出，最好以人群为线索来写最好，什么样的人出现什么现象给予处罚，而现在的意见稿中还是以事为主，这样不利于分清责任主体。如出现什么行为对厂家给予处罚；对司机出现什么行为将给予处罚；对监管部门哪些行为给予处罚。

　　记者：学校对校车的管理责任这次在意见稿中有很明确的规定。

　　袁桂林：是的，但我觉得学校的责任太多了。学校要管学校以外的事，必须有赋权，这个赋权应该让社会知道。要是让校长去路上管车、管车主或者社会人士，他们可能会跟校长吵架激化矛盾，所以校长管事主要是校内，学校的功能主要是教育孩子、教育司机。学校的责任过大，甚至有的是路上出现的问题由学校来管就不太适合了。

　　路上的问题应该是交通部门、公安部门来管。学校的责任太多，学校也难以落实，学校毕竟是教育部门，对路上发生的交通问题，干预过多，社会上也不听他的，校长也没办法，校内的事都管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