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公安部门要负起车辆和司机资质认证的责任，交通部门要负起交通运行监督的责任，教育部门要配合，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对校车安全进行监督。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安全发展。

　　记者：甘肃庆阳发生校车事故之后，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示将不惜投入，积极采取措施，您觉得应该注意什么？

　　李蓝：事故发生之后，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校车问题的紧迫性，表示将斥巨资购买校车，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认为，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是把校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来考虑的问题。

　　在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搞“一阵风”式的重视，我不相信甘肃庆阳是校车事故的最后一站。

　　记者：在校车标准的制定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袁桂林：这个事情要综合考虑，外国在校车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既要借鉴好的经验，也要适合中国国情。

　　比如有人提出，每辆校车应有两个老师护送学生。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教师的编制远远不足，连上课都保证不了，护送的这两个老师如何保证？这些问题，制定标准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程晨李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