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除了“查”和“罚”，有关部门还应该做些什么？

　　储朝晖：在“查”与“罚”的同时，政府还要“帮”，要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刚才说了，如果孩子就住在乡镇所在地，可能就不需要校车，但政府把幼儿园办在乡镇中心，很偏远的地方就要走上好几十里去上幼儿园，这个责任谁负？不能怪家长住在很偏僻的地方，所以政府要么承担交通安全的责任，要么把幼儿园办得更近一点。现在我们解决问题应该在“帮”上下更大的工夫。

　　胡益华：校车事故有三个必须由立法解决的问题：一是建立一个非常详细和可具有操作性的追责制度，注意，追责不等于简单地把领导撤掉。二是惩罚制度，包括对幼儿园、对政府等。三是救济制度。另外，国家13亿人口到现在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想清楚政府赔的这笔钱，数据是怎么出来的。而追惩的缺失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每天在做违反现有规章制度的事，但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和代价。

　　京华时报：在校车事故发生之后，很多民间公益机构都在积极地想办法，在“免费午餐”项目积累了经验之后，会不会考虑校车项目？

　　邓飞：我们非常愿意为政府部门的民生工程做探索。我们也愿意做实验的小白鼠和小分队。因为我们的规模小，发现问题好调头、好纠错。现在我们首先需要集结民间的智慧，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联系教育界、企业界、媒体共同推动。因为各地情况不同，我们只有弄清楚当地的道路以及各方面状况，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向企业提出请求。我们考虑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校车安全的问题，联合其他的助学的团队，考虑另建一个团队来协助有关政府部门从事校车安全工作。但是这个项目比“免费午餐”更难，因为涉及到安全运营和责任认定。不仅仅是车，还需要一整套配套的体系。

　　记者张然 插图 勾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