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介绍，过去，每年高考结束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都会把学生分数下发给市地招办，各地、各学校对升学人数一目了然，依据升学率排名次、论奖惩，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并且奖惩砝码之重，越来越高，有的奖励出国游，有的发红包，有的甚至重奖小轿车。一些基层地区甚至把升学指标分解到学校，升学率上不去，罢免校长职务。高考分数高了，地方政府脸上有光；学校社会声誉高，生源多，收入多，老师待遇也跟着提高。如今，政府对高考升学率的“禁令”一出，许多老师都从过去公布成绩前夜的“一夜无眠”变成了“轻松自如”。因为成绩公布方式的调整，多数学生的心理压力减轻不少，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不再担心被别人议论。然而，正如高考改革“破冰”的艰难非一日之功，高考升学率的一纸禁令也不能完全遏止局部地区的“攀比”行为。

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认为，对高考升学率的追逐归咎于不正确的政绩观，我们决不能像抓GDP一样抓教育。素质教育的宗旨应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亓殿强说，管住高考信息作为一项措施，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应试教育的弊端，但‘不拿升学率说事’，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几年，就会逐步淡化升学率这一观念，教育就会逐步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

山东省实验中学校长刘堃说：“高考成绩不搞排名，会对山东高中教育、学生成长产生重大意义，高中教师可以从追求升学率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学校也敢于吸引特长生来学习，有利于各所高中形成百花齐放的教学特色。”素质教育，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涉及到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势必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有专家认为，在素质教育推进的起始阶段，一些地方以高压态势、以行政处罚为手段处理问题，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然而，对不规范办学行为长期采取高压态势，终非治本之策，关键是树立科学的育人观和教育政绩观，同时真正建立起素质教育评价和多元人才评价的科学机制。亓殿强认为，给升学率松绑只是一小步，却是政府对教育评价的一次重大转变，是一种科学的教育政绩观的体现，将为推进素质教育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记者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