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贞在上课 朱旺龙摄
陈衍贞在上课 彭张青摄
陈衍贞在上课 柳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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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的晚上7点,陈衍贞开始备课。在这间2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40瓦的白炽灯泡发出微弱的灯光。夏天的夜晚,周围都是蝉鸣,一只蛾子在不停地打转。陈老师热得满头大汗,索性将蓝色衬衣的扣子解开。
他每天都要绞尽脑汁来调动课堂气氛。在上午一节教轻重的数学课上,陈老师用一个废旧的啤酒瓶,两边用尼龙绳捆绑了教学用具,分别是圆锥体和正方体,以此来展示。何国华想了半天,才扭扭捏捏地举出了桌子和椅子的例子,“桌子重,椅子轻”。何国香则拿出语文书和铅笔盒,放在手中掂量掂量,迟疑了一会儿,说语文书更重。
“很难很难的!”曾经教过他们的何守良说。这天晚上,他来学校探望陈衍贞。他们是高中的同学,他是溪上村人,曾经在这所小学教书31年。
望着挂满奖状的墙壁,何老师颇为感慨地回忆起这所乡村小学的过去。在他的回忆中,溪上小学最为辉煌的时期大概在1986年前后,当时至少有150多个学生。此前,这个偏远小山村还办过初中和幼儿园。
“我亲手送出去的大学生就有八九个。”何老师很是骄傲,“最好的一个到厦门大学读书,一个到英国留学。”
溪上村村支部书记张永春从小就在这里读书。“当时这里好热闹!孩子们的读书声在对面的山上都听得到。”他看着一个灰色的喇叭说,“我原来还会做广播体操,现在连喇叭都坏了!”
当年,不少年轻的师范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这所基层小学。那些老师经常带着孩子们玩击鼓传花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有时候还会跳起福建民间舞蹈。老师们之间还会谈恋爱,据说如今邵武市的一位副市长,当年就是在这所小学里找到了女朋友。
他们描绘的都是“哪里有炊烟、哪里就有学校”时代的教育模式,当时,“村村办学”是农村教育的主流。自从2001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农村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对邻近的学校进行合并,并力推寄宿制学校的建设,许多村小就消失了。
在何老师的记忆里,溪上小学就是从那时开始衰落的。早在2000年,这所学校还有3个老师和20多个学生。到了2006年,学校只剩下了12个学生,而且是一二年级的复式班。
与之对应的另一组数字是,大埠岗镇差不多有10年不再有新分配来的小学老师。据统计,在编的86名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9岁。
这所曾经得过市级先进单位的学校日渐冷清下来。就在这间备课的办公室里,还挂着1991年6月颁发的奖状,可惜已经被熏得发了黑。桌子上摆放着三角板、刻度表等教学用具,由于长期没有使用,上面蒙着一层灰。
虽然时至今日,何守良仍然能够说出跟这所学校有关的一切数字,包括占地面积638平方米和校舍面积424平方米。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有时候还会喝点闷酒。”何守良说,“我希望这所学校继续办下去,不然对于边远山区的孩子来说,上学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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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同样感叹的还有溪上村的第一任村支书何老汉:“哎呀,热闹的时候,这里坐满了人,到处是人。”这位82岁的老人不停地强调:“男人在这里打牌,女人聊天。”
说这话时,他刚刚从稻田里回来,还穿着黑色的长筒胶鞋,背后的竹筐里放着茄子和南瓜等蔬菜。何老汉所说的“这里”,正是他自家开办的小卖部门口。
十年前,这家私营小卖部几乎是溪上村的中心。当时,这个村庄有5家商店,每天的收入在两三百元。如今,这家仅存商店的老板说,一天的收入连20块钱都不到。
张永春也记得,当年学校沿路都有小贩售卖东西,诸如冰棒、烤鱼、小虾之类的。而如今,4个年龄至少在50岁的妇女并排坐在石板上,正在收拾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
这座闽北山村,似乎是冷清的溪上小学的放大版。走在乡村的石板小路上,几乎也听不到什么声音。除了潺潺的溪水声和偶尔掠过的风声,这个村庄连狗叫都很少听到。只要花上10分钟,你就能把整个村庄逛完。而且遇不上什么乡亲,几乎家家户户都锁着门,过节贴的春联早已褪成了斑驳的白色。
如果站在村口,你会发现时光似乎还停留在30多年前。那里有间挂牌为供销社的百货商店。在木质的柜台和货架上面,极不协调地摆放着飘柔洗发水、立白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老板就像过去的国营商店营业员一样,冷冰冰地坐在柜台里面,既不招呼客人,也不招揽生意。
就连村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也说不清楚村里还剩下多少人。他们只能大概地说出,整个村里户籍人口有635人,耕地面积668亩,山林面积10000亩。据说,村主任在城里为一家物业公司打工,村书记也把家安在了邵武市区。如今,他们村委开会都要在城里。
“没办法,村里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出去了。打工啊,做生意啊,都比呆在家里强。”张永春解释说。
这里也是中国农村现状的一个缩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占到了农村总劳动人口的1/3,大约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个数字到2000年年底达到了1.8亿。
这些数字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农村常住人口会越来越少,小学的生源也越来越少。以邵武为例,就有31所乡村小学不足10人,它们分布在各个山村里,距离所在乡镇最远的山村有40公里的路程。
如果家里有能力的话,何国香姐弟俩也不会在这里读书。他们的父亲何伙应61岁了,由于小时候玩火导致喉咙沙哑,直到40多岁才娶上媳妇。娶来的邻村女人不仅是智障者,而且右腿有残疾。
这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山上七八亩毛竹林。本来,这还能够带来上万元的年收入,但身高不到1.5米的何伙应没有什么力气,连根胳膊粗的毛竹都搬不动,只能雇人来做。据张永春介绍,这户人家年收入不到4000元,目前享受村里最高的低保,每个月拿210多元钱的国家补助。
“我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我老婆也是个废人!”站在靠亲戚接济盖起来的房子里,何伙应叹了口气。
这个特困户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就成了方方面面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何国香虽然属于智障人,但年龄仍然在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另一个孩子何国华刚刚上一年级,年龄实在太小,无法到镇里住校读书。
一度,村里计划出钱到镇上为这家人租房子,以便两个孩子到大埠岗镇中心小学读书。但考虑到孩子的母亲无法照顾人,父亲离开了乡村也无法谋生,这个计划只好作罢。为此,溪上村每年要花费2000元以上来支持这所小学,其中包括校舍修缮和老师补贴等。
“再穷不能穷教育嘛!”张永春笑着说。据说由于修公路,村委会的经费十分紧张,但他表示将尽力把这所小学维持下去。
邵武市教育局的花费更大,仅教师一年的工资就在3万元以上。对此,教育局局长熊元龙的态度却很是坚决:“我们不能落下一个孩子,即便是残障人。”他表示,如果将来何国华条件困难,依然无法到镇上读书,届时仍将继续为这户人家保留这所小学。
按照经济条件和家庭情况来说,如果没有这所小学,何国香姐弟无疑将会失学。但陈老师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家庭条件,都和正常人一样,享受到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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