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城管局局长赖源顺近日表示，虽然“在很多地方，城管的信誉很差，被骂成是土匪。”，但该局成立大半年来，至今还没有一次被人起诉至法院。从中我们可以听出赖局长的自得之意，可接着他话锋一转，表示针对极少数暴力阻碍执法的行为，东莞城管也有意尝试建立应急分队，接受特警训练，并试点配备部分防暴装备。（23日《南方日报》）

    近年来，“武装城管”的新闻，屡现报端，公众早已失去了略表惊讶的兴趣。比如郑州城管配备的专业“抓狗枪械”，被网友戏称“铁甲威龙”；北京城管配备了先进的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还有一些地方城管要接受十天军训。

    这些仅仅倚仗器械的更新硬件的升级，就妄图缓解甚至彻底消弭执法过程中所遇阻遏，只是简单的“器械崇拜症”，从解决根本问题来看，无异于南辕北辙。东莞城管欲接受特警训练增强防暴能力，也只是“器械崇拜症”的升级版“技术依赖症”。善其事必利其器，这种朴素的想法本没有错，但前提是你工作对象，必须是没有好恶意识毫无主观能动性的静物。而城管面对的，则是活生生有情感有智识的同胞。这时若还想着凭借尖牙利爪或坚牌硬盾来降服刁民，则除了激发矛盾外别无他效。“技术依赖症”只会遮蔽城管制度的深层缺陷。

    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城管直如“第四执法机构”，一些配备俨然“地方军”一般。这样的执法过程，很难杜绝暴力失控的危险。今年年初，城管遭遇网络恶搞，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可能。“城管”二字被解释为“欺压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被当成残暴、血腥、恐怖的同义词，甚至直接等同于打、砸、抢。对此，城管队员们是何心情呢？是尴尬难堪、无奈心酸抑或羞惭莫名，还是兼而有之？外人不得而知，相信他们是冷暖自知的。

    更危险的倾向还在于，一味盲目地依赖加强防暴装备的城管执法，最终会在陶醉于防暴技术升级的同时，渐渐丧失寻找“暴力城管”症结和全力根治顽疾的疗救动力。

    城市管理，是为了提升城市品位、美化城市环境、提高市民生活品质，这属于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也讲求“合法性”。执法则更得以民众接受的合理方式进行。民主政治并非“为民做主”的政治，而是以合法的程序代行民意。罔顾民意，则只能引起对立。在城市化进程中，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并非不能化解，只要制度安排合理而科学。摊贩经济并非我国独有，只要城市管理者合理规划，给他们谋生的机会和经营信心，自会秩序井然。这时最忌讳的，就是当政者简单粗暴无视民意，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懒政思维。

    面对汹汹民意，城管人员也会满腹委屈。易地而处，将心比心，我们也能体察到城管执法的不易，在目前的城管制度下，摊贩和城管同处弱势地位。这说明了城管与商贩对立的执法活动是个双输的过程。

    城管制度现存在缺陷，在一些摊贩的极端对立和城管热衷技术升级中被遮蔽和遗忘。成都城管曾邀小贩体验城管执法，其实更应体验的是该制度的设计者们。这些设计者或许就如标榜自己为“草根学者”，满腔热情向春运建言献策，自己却从没坐过春运时没有空调的硬座慢车。而在制度缺陷未弥补之前，城管执法中的暴力事件，还是留给公安机关要名正言顺一些。（李晓亮 原题：“技术依赖症”遮蔽了深层的制度缺陷）

责编：陈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