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曾经被誉为礼仪之邦，在她的几个鼎盛时期也曾是世界学习的典范。但是今天我们却无奈地看到，中国人在礼节、礼貌和风俗、礼仪方面的缺失与落后几乎与过去的礼仪之邦齐名。

　　前言

　　中国曾经被誉为礼仪之邦，在她的几个鼎盛时期也曾是世界学习的典范。但是今天我们却无奈地看到，中国人在礼节、礼貌和风俗、礼仪方面的缺失与落后几乎与过去的礼仪之邦齐名。当然，造成现在这种状况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无论如何这种状况是与当今社会的发展是不相称的。

　　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相对稳定、文化不断繁荣的形势下，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相对系统的礼仪规范是一件让人难以形容的事。它不仅会给人的精神生活带来困惑，也会为各种往来和人际交往造成障碍，而在缺乏规范、约定俗成的礼俗上体现出的某些落后的思想观念更会对社会进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对礼仪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得到同步发展。

　　礼仪属于文化范畴，横向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体现民族历史文化，这样大的一个题目要讨论清楚是非常困难的，而真正让它系统化和规范化就更是一件异常艰苦的社会工程。但是由于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总会有一鳞半爪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映象，我们可以就此来表达各自的观点。集点成面，就不愁对它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礼与礼仪之邦

　　唐代孔颖达说：“中国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如果说在古代汉语中，“中国”更多地属于一个地域的概念，“华夏”则更倾向于代表一个文化共同体，而维系这个共同体并引导它繁荣、进步的价值基础，是“礼”和“义”。两千多年来，“礼仪之邦”（又叫“礼义之邦”）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圣君贤相所崇慕和追求的社会理想，同时，也是经由他们长期努力和奋斗而为中国赢得的誉称。中国礼文化绵延数千年，举世无匹，它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

　　明清以后，礼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作用日益显露，与此相伴，反礼教的呼声也逐渐增高。经过历史巨变、岁月沧桑，古老的礼文化已渐与现代人远逝而去。当然，古代的“礼”与现代的“礼仪”所涵盖的范围大不相同，前者几乎是中国古代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总和，而后者则只涉及人的一般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某些格式，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均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晚清以来百年中国的文化处于艰难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之中，其中最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中华民族曾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越来越少了承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因此，重振礼仪之邦，就成了当今中国的一个梦想。

　　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整合适合于当今社会的礼仪文化，对各种礼仪进行系统的规范，可以说是新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因为礼仪相对于其他文化形式来说最为具体，也与我们的生活最为密切。如果首先在礼仪上能形成一个基本的架构，就有可能为其他文化提供一种借鉴甚至平台，以期逐步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中国化。当然，礼仪的完善之日也是新文化的建成之时，二者密不可分，这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但文化建设从礼仪入手，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可操作的对象。今天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认识到这一问题，并积极身体力行，那么重振礼仪之邦也就不再是梦想了。

　　现代社会中礼仪的含义

　　说实际，对于旨在维护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礼仪制度，尤其是那些落后的繁文缛节，新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非但无法接纳，而且必须坚决予以抛弃。自辛亥革命彻底否定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之后，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根本改变，礼也被赋予了全新的现代意义。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礼是一种涵盖一切制度、法律和道德的社会行为规范的话，今天的所谓礼则仅仅是对礼貌和相关活动的礼仪形式而言的，这也是我这一组话题所要讨论的主要范畴。

　　当代中国礼仪的困境

　　现代礼仪是以平等自由的理念为指导的，它最大功能是营造一种气氛，而不是要刻意体现长幼尊卑的等级，所以它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简化，也不必要求人人都有系统的学习和训练。而在中国，开创于辛亥革命的中国现代礼仪基本上照搬了西方的模式，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由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或现代世界文化的中国化远未完成，官方也没有对礼仪习俗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规范，这就使得与文化高度相关的礼仪至今未能成形。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文化上的冲突和缺乏权威规范，注定会使中国的礼仪成为一个约定俗成，中西杂糅，传统与现代并行的大杂烩，不但矛盾和不伦不类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也留下了让人无所适从的巨大空白。

　　我们可以抛弃具体的封建礼仪制度，但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气质、内蕴等等，却并未在现代社会全然消逝，也不能让它消逝。在上一个世纪，五四前后和精英们虽然不留情面的批判传统，但他们却是饱受传统熏陶、有十分中国文化味道的一批人。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但他们的行为和修养仍然具备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因此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尽管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变化，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产们的生活方式，但无论民风民俗还是社会道德还能维持一种基于传统文化和谐与统一，因而在礼仪方面尚未表现出突出问题（也或许是无暇顾及）。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处在一个空前的文化大破坏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文化含量积累单薄，就显得不够从容不够厚重了。至于如今少年儿童，更是民族文化的缺氧者。因此，世风日下，缺乏修养和不懂起码规矩的行为在现在已是见怪不怪，不伦不类更是让人啼笑皆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基督徒却要过圣诞节；穿着西式婚纱举办中式婚礼；而婚礼却不拜天地，自然也就没有了“婚姻神圣”这种教育，而这些又被冠以“国际接轨”之名。诚然，当今世界是游戏规则国际化、全球化，中国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自己的位置，更需要他的儿女如何适应国际环境。然而，人们不该在在追求国际接轨的喧嚣声中去半生不熟地盲目崇拜外来文化，这样既不可能能真正领会外来文化，又丢弃了自己的传统。要知道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不是消灭自己，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我们可以不把传统当成时髦的怀旧情绪，但我们需要传统活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又是传统的，是蕴含传统的现代人。

　　有位学者指出：“不妨看看中小学生的所谓‘校服’，全是些窝窝囊囊的运动装。着装和人的体面、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轻看。还有取名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很多人的名字都带有‘文革’的痕迹，中国人现在的重名之多，全世界绝无仅有。地名、街道名，也有同样的问题。名字是文化符号，古人的名字有名、字、号的分别，为了表示尊敬，往往讳名而称字。今天虽不一定这样讲究，取个好名字，还是有必要的。至于称谓，如今的问题就更大了。过去一律称‘同志’，现在‘师傅’、‘老师’泛滥。‘先生’、‘小姐’的称呼流行起来原是好事，但‘先生’的称呼其实也大有讲究，现在用得不当的情况比比皆是。称呼的混乱反映一个国家伦理秩序的混乱。”

　　然而，问题还不仅是民间礼仪的混乱，而且在官方活动中也没有一套合适的礼仪章法。大到国事活动，小到各种会议、纪念和庆典活动，由于没有一部国家颁布的礼仪规范，使得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不合情理的事屡有发生。在官方活动中最大的潜规则是官本位，不论什么活动，只要有各级党政领导参加，那么这个活动的主角就必然是其中职务最高的领导。一切公开的官方活动都成了一种显示身份和荣耀舞台，都要有主席台，上面一定要坐上一堆“领导”。就是人大对政府工作听证，也是按行政职务排座次，行政官员在高高在上的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庆典剪彩，有时要十几、甚至几十把剪刀。官员不论级别多大，如果是到他管辖的地方“视察”，往往是警车开道，车队游行。官员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婚丧嫁取的程式来方便敛财等等。有些现象人们明知不当甚至非常过份，但却找不出具体条文来予以谴责和处理。

　　有人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反腐，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官场风气要用硬制度来纠正，礼仪作为一种软制度没有什么作用。有人甚至认为礼仪等同游戏，强调礼仪是掩盖矛盾，没有比有还好。其实不然，礼仪看上去只是一种形式，但它无处不在影响着官员和公众的心态。基于官本位潜规则形成的礼俗流弊，会给原本约束甚少的权力再罩上一层让人昏眩的光环，使置身其中的人进一步迷失自我，甚至忘掉原则。共产党的思想和理念不是脱离群众、以权谋私，犯错误的官员也不是天生的坏人，正是这种包括礼俗在内的官场氛围起到了强烈的腐蚀作用。

　　官方的礼仪风气自然也会影响到民众的心态。当我们的公仆们居高临下地面对群众的时候，有谁还敢去想，这些人是为我们服务的？不是老百姓愚昧无知，不是他们天生就是盼着青天大老爷为他们做主的草民，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拥有人民权利的公民，也不是国家压根就没有让老百姓参政议政的制度与机制。老百姓之所以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固然有制度上的缺陷，但怕官、摆不正官民的位置是主要原因。而形成这一原因的原因就是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而礼仪风俗就是一种能对多数人心态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试想如果孙中山不废除叩拜、朝仪、不禁止“大老爷”之类的称呼，其民权思想能被老百姓很快接受吗？因此，中国要在政治文明方面取得进展，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就是公务活动中的礼仪规范，就是用礼仪的方式约束公务人员的言行。中国人爱面子，被人说“无礼”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如果官方规定了礼节，或许可以起到净化官场风气的作用，至少可以为他们在形式上摆正官民的位置。

　　应尽快制定《礼典》

　　上面列举的情况和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存在的礼仪困境已不是一个可管可不管的问题了，它已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过去一百来年，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重重，摆在全民族面前的问题数不胜数，所以礼仪问题非但无暇顾及，而且总是破而不立。当今我们的国家也面临许多问题，但随着社会渐趋平稳，礼的问题已突出出来。现在不但有条件、而且迫切需要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了。出于这个原因，在今年“两会”期间，我在人民网发表了题为《应尽快制定<礼典>》的文章，简要地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这一建议当时已被广东籍的全国人大代表陈学希先生采纳为提案。后来又在相关资料中了解到，国内不少学者也有这样的想法，可见国家制定《礼典》的呼声已出现。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更多人来认识和思考这一问题。 (于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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