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礼是以敬为主的，所以朱熹说“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我在清华讲课时，要求学生在心里有一个大写的“敬”字。我们现在总是在行为上作硬性规定，而很少让学生在内心把“德”树立起来，所以效果很差。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首先我要感谢北大学生会和主办单位给了我这一次机会，使我能够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问题与北大师生作面对面的交流。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礼乐文明诞生是伟大的历史进步。我们史学界有一位泰山北斗叫钱穆， 20世纪六十年代，钱先生在台湾接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向他谈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是它的核心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博大的体系中，起着最深层的影响的东西是什么？钱先生说只有一个字，就是“礼”。他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一个家庭到整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礼”来笼罩的。我们中国幅员如此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的风俗差别非常之大。西方人是以风俗来划分国家的，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观点，这么大的差别，就是不同国家了。可是在中国，不管你的风俗有多么不同、方言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就非要了解“礼”不可。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以来，每当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抨击的时候， “礼”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革命时，对“礼”的冲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说，“礼”就是奴隶制。《论语》上有句话叫做“克己复礼”，江青说“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江青把礼与奴隶制直接划了等号，它的恶劣影响，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肃清，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这个“礼”来正名。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谈对 “礼”的认识，那么，我要说“礼”不仅不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在中国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谈到礼，就不能不去找它的源头，就一定会从“周公制礼作乐”谈起。大家知道，殷周之际，武王伐纣，把商朝推翻了。那时候武王身体不好，几年之后，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成王年龄幼小，还在襁褓之中，不能亲政，于是就由成王的叔叔周公来摄政。这个周公非常了不得，原本是一次寻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经过他的手，就变成了天翻地覆的一场体制和思想领域的革命。

　　我们清华的前辈学者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 “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古代二千多年文明，政权发生过很多次转移，但大多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只是天子换了；这中间只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武王克商。拿今天通俗的话来说，殷周革命就是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殷商是奴隶制，我们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可以看到，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杀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奴隶或者战俘来殉葬。殷墟的王陵区有上千个祭祀坑，一个坑往往埋有十个被杀死的人。处于社会底层的战俘和奴隶，没有尊严可言，他们的价值与牛、羊、猪一样，不过是奉献给神的牺牲。殷商时代的青铜文化非常灿烂，我们所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许多最为雄伟、精美的青铜器，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但是，殷商王朝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虽然相当发达，但它的精神文明却是一片空白。殷墟出土十几万片甲骨告诉我们，商王无论什么事情，包括明天下不下雨、打猎能否有收获，乃至做了什么梦等等，都要占卜，这是一个神权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失调，只能依靠暴政来统治人民。所以，牧野之战，七十万刑徒前途倒戈。一个物质文明那么强大的王朝、像纸房子一样顷刻之间就倒了！如此迅速的变化，令人感到惊讶不已。

　　《史记 -周本纪》说，周公晚上睡不着，就去找武王，发现武王也没睡。他问武王：“你怎么还不睡？”武王说：“我哪里睡得着？一个国力那么强的王朝，顷刻之间就灭亡了，我们如何避免重蹈它的覆辙？”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摆在周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历史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和思考。他发现商朝前期的一些王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像祖丁啊，武丁啊，有的在位五十多年，有的在位七十多年，当时国力非常强盛。到后期的那些王，在位时间都不很长，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都是短命的王。周公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失德。周公认为商朝的灭亡不是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他们失德。失德者失人心，失人心就必然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在《尚书》还可以读到很多篇周公对当年臣下的训诰，他反反复复提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朝亡国的教训并不远，就在夏的后面。那么怎么办？他提出一个口号，叫“明德”。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明德”作为执政纲领的政治家。为了保证这样一个纲领的实施，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这就是著名的周公“制礼作乐”。

　　德政要怎么样体现？德政要有制度来加以保证。周公设计的这套制度跟商朝截然不同，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又自其表言之，则故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又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周公那样一种深思熟虑、制定的体制那样完备，后面有多少个朝代都在跟着往下走，但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也无法明白周公的用心和胸襟。王静安先生在概括了周公制定了一些礼制之后说，周公用来纲纪天下的宗旨是什么呢？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执政，不是靠行政权力或者暴力，而是靠道德。这是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只有理解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往下谈。

　　我们现在读《尚书》，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里面很注重民意。它里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酒诰》，商朝人很喜欢饮酒，惟长夜之饮，喝得连日子都弄不清了，最后亡国了。周公就告诫自己的官员不要酗酒，谁要是酗酒就把他杀了，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他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意思是说，要把老百姓对执政者的反映当作一面镜子，而不要仅仅把水当作镜子。《尚书》里还说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以前人们讲到周朝的时候，总是说周朝人爱讲“天命”。其实周人的“天命”是个幌子，他讲的是天，实际上是在说人民。《尚书》里还有那样一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这么说的证据，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所见，是通过人民的眼睛得到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上天所看到的；天之所听，需要借由人民的耳朵，老百姓听到的，就是上天所听到的。这是一种何等进步的思想！江青说周公代表的是奴隶制，简直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天下哪有这样的奴隶制？周人的这种思想，把人民看作是社会之本，我们把他叫做“民本主义”。

　　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从商到周，是从奴隶制迈向了封建制，当然这是有争议的，比如郭沫若就说到战国时才进入封建社会。文革之前，学术界里多数学者认为西周时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殷周之间差异实在太大了。有一位叫方东美的台湾学者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觉得可以和王静安先生的话相互印证。方先生说，殷周之际是历史上变革最为巨大的时代，殷是一个神权主义的时代，而西周则是进入到了人本主义时代。他说，殷商是神话时代，当时的古希腊也处在神话时代。中国的神话时代比较短，因为中国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而古希腊直到我们的战国时期才转入人本主义时代，所以古希腊的神话特别发达，我们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早熟，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周公制礼所规定的一套制度奠定了我们两千年文明的底蕴，在他之后，基本上只有量变，没有什么质变。中华礼乐文化的底蕴在这时就奠定了。

　　孔子非常推崇周公，他说过 “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样的话。他认为周公推行的制度最好，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赞成周公的德政，但是德在内心，外边看不到。于是他把德理解为一个“仁”字，说“仁者爱人”，有德的人必然最懂得爱人，懂得珍视人的价值，懂得尊重别人。后来，孔子的学生把孔子仁的理念理论化，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那时候百家争鸣，很多人提出了各自的政见。但凡一个思想家，在提出自己学说的时候，总是要寻找自己学说与人的特性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找得越好，越符合人类的特性，就越容易推行。法家认为人都怕死、怕受刑，所以主张用法来治国。道家认为人都不愿意受束缚，不愿意受限制，所以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儒家不然，儒家认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的喜怒哀乐之性最值得尊重。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它有天然的合理性，所以执政者应该尊重人性，“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喜欢暴力，就不要把暴力强加在人民头上；你不喜欢痛苦，就不要把痛苦强加于人们头上。但是，如果把人性的合理性过分的张扬、无限的夸大，不许有丝毫的约束，那就无异于把人等同于畜牲，牛马之性不需要受到约束。人性不能自发地达到一个无过、无不及的理想位置，所以要教育。人跟动物的不同之处，是人能接受教育，《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修正人性之道就是教育。

　　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一些典制上，到孔子之后，又加进了一套修养性的东西，一套教学方法。到了荀子，他把法家的东西吸收了过来，把礼和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礼学的体系，影响非常之大。礼学体系内容非常庞大，包括理论形态、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修身养性的东西等等。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礼乐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在 20世纪八十年文化大讨论的时候，人们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怎样界定“人”？实际上，在儒家的典籍《礼记》中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人懂得礼而动物不懂得礼，《礼记》还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礼，就是衣冠禽兽、会说话的禽兽。所以《礼记》又说：“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儒家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懂不懂礼，举手投足是不是体现出礼的精神。《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的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能改变的一种道理，只有固守这一点，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在儒家的眼中，礼又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唐代学者韩愈在他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原道》中曾经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一点。孔夫子用“六艺”教学生，其中有一部叫《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写得非常简略，猛一看，看不出什么深奥的问题来。孔夫子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呢？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曾经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这问题，司马迁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防微杜渐”的道理，因为乱臣贼子的出现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要懂得防范。

　　韩愈不太同意司马迁的说法，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春秋是一个文化碰撞非常激烈的时代，周边的夷狄与中原发生了非常频繁的军事冲突。韩愈认为，军事冲突从本质上讲是文化冲突。在彼此的冲突中，文化发生了转换，有些夷狄之邦发现中原的礼仪很先进，就模仿和学习；而中原的某些诸侯却向往夷狄的文化，也在模仿和学习。而这两种学习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要害在于，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明靠拢，还是相反。韩愈认为，孔子修《春秋》，是要严夷夏之别，夷夏之别的根本是在礼。韩愈说，中原的诸侯转而用夷狄之礼，那么，我们就要把你 “夷狄之”，就是把你当作夷狄来看待，不再认为你是中原的一员。相反，你原本是夷狄之邦，但转而使用了我们中原的礼法，认同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要“诸侯之”，把它看作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员。韩愈的说法没有种族歧视，唯一的标准是文化。他认为，春秋时期中原与周边四夷的冲突是文化冲突，就是先进文化和后进文化的较量，是让历史走向进步，还是走向倒退的大问题。这才是孔子修《春秋》的深意之所在。

　　中原文化代表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文化，我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人民有非常好的文化修养，这就是礼仪文明。韩愈在《原道》中讲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现在有些学校也在讲授一些礼仪课，但它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将来你去求职，如果不注意礼仪，就会被人家刷掉。所以，你只要学习了礼仪，求职时就可以过关了。为了这样的目的来开礼仪课，貌似有理，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不对的。中国古代的礼仪是以修身作为基础的，《礼记》说，只有 “德辉动于内”，才能“理发诸外”，你内心树立了德，德辉动于内，表现在行为上才是合于理的礼。所以，我们强调礼要和修身结合起来，如果离开修身，行为即使中规中矩，也不能叫礼，而只能叫仪。鲁昭公到晋国去访问，到达晋国的郊外，晋君派大臣去迎接他，称为“郊劳”。迎接的仪式从郊劳开始，步步为礼，极其复杂。鲁昭公居然一点都没做错，晋国人看了佩服的不得了，说他真懂礼呀！晋国一位叫女叔齐的大夫说，他哪是懂礼呀，他做的不过是“仪”罢了。礼的根本是要治国安邦，而他国内的政治非常混乱，还到处欺骗大国，凌虐小国，喜欢乘人之危，灾难将要降临在他的头上，却浑然不知。他不知将精力放在礼的根本上，却屑屑于礼仪的末节，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懂礼呢？女叔齐的话很有道理。所以，礼是以内心的德作为基本前提的，否则就是做秀。

　　我目前在清华开设了一门介绍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课，经常有同学问我，怎样树立起新时代的行为规范？我总是回答说： “去读读《礼记》吧。”《礼记》的主题都是讲如何修身，例如说“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要懂得自谦和尊重他人，即使是一个摆地摊的，也一定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不要因为贫富和地位等因素而歧视别人。《礼记》又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是说人要懂得谦虚自守；“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看到钱财，不要总是想怎么去占有它；遇到危难，不要总是想怎么去逃脱它。又如“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朝言不及犬马”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格言、警句，如果大家都能谨记于心，社会风气就会好得多。

　　我们清华有些理工学生非常可钦佩，他们非常喜欢学习古代经典。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些研究生在自发地学习《礼记》，我问一位同学：《礼记》的第一篇《曲礼》开头就说 “毋不敬”，你知道它的意思吗？那位同学听后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三个字都认得，有什么难解的地方呢？我告诉他，礼是以敬为主的，所以朱熹说“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我在清华讲课时，要求学生在心里有一个大写的“敬”字，要时时想到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老师，尊重学业。有了这个大写的“敬”字，很多事情你就知道自律了。我们现在老是要求学生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总是在行为上作硬性规定，而很少让学生在内心把“德”树立起来，所以效果很差。如果让学生懂得礼的核心是“敬”，那么就可以让他凡事用这个“敬”字去衡量，效果就会好的多。

　　现在大学里边上课，上课迟到已经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而且迟到之后毫无愧疚之色，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此外，上课时打手机，回答老师的问题时，连站都不愿站起来。殊不知，这样做既不尊重老师，也不尊重自己，是胸中没有 “敬”字的表现。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的时候说：“礼主于敬。”唐朝的贾公彦《礼记疏》申述郑玄的话说，古人把礼分成吉、凶、军、宾、嘉五类，五礼的实质，无一不是通过“拜”的形式来表达“敬”的。夫妇相敬，君臣相敬，士与士相敬，对自己的亲人就不用说了，那怕已经逝去，依然要保持敬意。由这个“敬”字，可以衍生出很多东西，就会有礼让。文革时候造反，老师也成了资产阶级，我怎么会尊敬你？我不反你就是好的。现在这些流毒并没有肃清。

　　我以前看过一个报导，贵校的一位副校长到韩国某大学访问，对方校长陪着参观校容，走到某处，有几个韩国的学生正在那里玩，他们看到校长陪着客人过来了，马上自动站到路边，向校长和客人恭恭敬敬地鞠躬。北大这位校长很惊讶，说我在北大可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今天我在来北大的路上遇见我们清华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北大作一个关于礼乐文化的讲座。他很感慨地说： “ 我最近老坐公共汽车，我已经六十八九岁了，从来没有人给我让过座。让我感到难过的是，这趟车上大部分是北大、清华的学生。 ” 当时听了，我也很惭愧，我们作为老师，没有跟学生讲做人的道理，没有讲 “ 毋不敬 ” 的道理。无论什么事情，你首先应该为对方着想才对，比如你在家里开电视机或者开生日聚会的时候，应该想到，我这么闹，会不会影响邻居休息？人家还能不能看书？在饭店里面吃饭，不管周围有人没人，我们都喜欢大声嚷嚷，这也是一种不尊重他人的行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嚷嚷惯了，到了哪个国家都是一样，闹得人家饭店里的客人没法谈话。我们做事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时间不多了，就说这么一些，点到为止。（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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