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避免因礼义失范导致的精神萎靡与价值虚无，重新恢复生活、家庭、社会、文化、体制应有的人性化、人文化特征，乃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德治理想，主张通过教化的方式治理天下。以礼乐人伦或仁义教化开出文化秩序，更是儒生共同期许的理想事业。教化的客观工具主要是礼乐，于是历代王朝无不将治礼作乐作为政治大事，民情风教亦成为儒生为政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灿烂的以礼乐为主的典章制度文化，建构了颇能显现民族精神特点的交往性生活世界与人文天地，不仅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礼义文明之邦，而且也让全体国人以最讲礼的民族享誉于世界。儒家在历史上的文明成就，最主要的就是典章文物制度，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并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量，“礼治”化解暴力、体现仁义、实现王道的作用也实在不能低估。“礼治”思想及内涵在其中的“中和”精神代表了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原则，也为人类重新寻找适宜的和合共生之道提供了历史依据与经验基础。

　　“礼治”的基本预设是普遍的人性，同时又兼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特殊等级身份。它既要通过礼乐教化提升人的生命或维护人的尊严，使人能在人文化成的天地中安立生命，又要以人事仪则的规范方式保持社会运作必不可少的等级结构与秩序机制，使人类始终沿着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作为最高政治理想范式的“礼治”，它的具体落实一方面要依据“中和”精神来架构社会秩序，使“礼”能普遍恰当地契合人文实践活动中的各种认同群体（“礼之用,和为贵”），一方面也要按照内在人性及相应的亲疏厚薄情感来随时调整社会秩序，避免“礼”的异化或虚假化、非人性化、非人文化（“礼之用，时为大”）。前者是一种活生生的动态的建构行为，代表了儒家的责任伦理意识，后者则是一种有损有益的制度性批判改造方法，显示了儒家的解构智慧。

　　社会文明的累积发展与礼义习惯的养成、遵循、扩大、涵化密切相关，经过理性反省自觉建构的制度化礼义架构更能成为文明发展程度的试金石。近代以来，礼治思想影响的式微消隐，一方面造成了社会文化心理失范的深刻潜在危机，一方面也为创造性地重建符合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新型人伦规范提供了契机。从“仁”与“礼”的动态性结构关系看，“仁”如果离开了“礼”，便会悬空飘荡，无处挂搭；“礼”如果缺乏了“仁”，更容易徒具虚文，僵硬虚假。“仁”需要通过“礼”来实现自己，完成自己，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共存性精神实在；“礼”也需要透过“仁”来温润自己，升华自己，成为人格化的生命行动方式。因此，如同“仁”蕴涵人性本善、人性平等及普遍性道德尊严等概念，从而提供了引进人权观念的空间，适足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一样，“礼”作为心理—行为结构与制度－文化结构，也可以人性化的方式使“天下归仁”——实现“仁”所蕴涵着的一切价值（包括平等、和谐等），更有必要重新从事创造性的建构。由于“仁”的开显与落实不能离开“礼”的积累和发展，所以创造性地建构“礼”，恢复礼文化的活泼生机，也可以说便是创造性地转化“仁”，使“仁”的价值在制度化的架构中更好地落实。二者的终极性目的诉求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和谐、健康、完善与福祉。

　　依据传统的启示，我们若要开创新的文化生命与社会秩序，重建充满意义与价值的“礼乐社会”或“礼乐文明”，就必须以“合理”“合情”为预设前提。所谓“合理”乃是指合伦理性（道德理性）与合目的性，要接受理性形式的指导而非违背理性形式的指导，而理性形式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人。易言之，“礼”的功能的发挥必须以普遍的道德理法为支援，必须植根于人的本心和本性，不能脱离人的内在良知或道德理性。同时还有必要重视或凸显人的相互主体性，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不可化约的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旨在建立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并能维护一切人的尊严的“目的王国”。所谓“合情”则是指合乎精神情感或道德情感的需要，亦即必须基于人性及相应的情感而非违背人性及相应的情感。情感源于人性而向外发用，必须以“礼”为节文而使其合乎人人认同的规范，必须以“礼”为通道而使其得到人文化的安排。反之，“礼”的外在形式也必须以人的真生命、真性情为具体内容，才能净化人的心灵与情感，维护人的尊严和庄重，充实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完善社会群体的结构与秩序。礼治一旦退堕为人治，遭到权力意志的操纵或蹂躏，就要调动文化内涵的各种对治力量，对其进行重构性的消解。

　　要之，如何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避免因礼义失范导致的精神萎靡与价值虚无，重新恢复生活、家庭、社会、文化、体制应有的人性化、人文化特征，乃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反省、实践和总结。(张新民)

　　原文题名为“儒家礼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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